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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佛教诗的文学史意义

2020-05-01 10:15:59 点击数:

    从诗歌发展史的角度讲,中国最早的佛教诗特别是其中的佛理诗,乃产生于晋宋时期,且与盛行于当时的玄理诗、玄言诗互为辉映。对此,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已曾论及,并对其进行了高度评价。由东晋而初唐,玄理诗、玄言诗虽然已成为了文学史上的一种历史陈迹,但佛教诗的发展却甚为顺畅,以至于到了孟浩然、王维等人生活的盛唐时期,乃成为了当时诗坛中的一束奇葩。佛教诗在初盛唐时期之所以能够顺利发展,并为陈子昂、张说、张九龄、孟浩然、王维等众多诗人所青睐,其与当时的执政者几乎都尊佛、崇佛的举措是密不可分的。仅据两((书))载就可知,初盛唐时期的唐太宗、唐高宗、武后、唐中宗等人,即皆为礼僧敬佛的实践者与支持者。而以道教为国教的唐玄宗,也并不排斥佛教,这从《全唐文》著录其侧舌检僧尼诏》、《改波斯寺为大秦寺诏》等文,即可大体窥获之。这种大的文化背景,便构成了孕育佛教诗的一架最好的温床。而王维正是躺在这架温床上讨生活的一位诗人,所以他既极度崇佛,而“又精禅理”,更加之他全家几乎都是礼佛居士的实况,因而作为宗教形式之一的佛教,便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其进行创作的又一重要题材。尽管在王维之前的初盛唐诗人如陈子昂等,已曾开始了佛教诗坟)的创作,但无论是诗歌数量抑或艺术质量等方面,其都是难以与王维的佛教诗相提并论、同日而语的。所以仅就这一方面言,王维不仅是初盛唐时期大力创作佛教诗的第一人,而且其佛教诗对于唐诗题材的开拓,唐诗内容的丰富,以及唐诗典故的运用与更新等,都是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的。以典故为例,王维佛教诗中众多佛典事典与禅语晤典)的运用,既增强了用典艺术在内容上的多样性与丰富性,又能使读者产生耳目一新的感觉,并能从中获得一种全新的审美感受。这种情况,真可谓是一石二鸟,作用至大。所以从王维有意识地创作佛教诗始,佛学典故便成为了历代诗歌中不可或缺的一种新型典故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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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诗人,王维不仅有着非凡的艺术才华,而且对佛学理论也有着深厚的素养。正因此,故被苑咸在((诗并序》中称誉为“当代诗匠,又精禅理”的王维,在用文学的手段与诗歌的形式去宣扬佛理的同时,由于融入了他自己对佛理的认知体验与切身的崇佛感受,使得深奥的宗教理论被诗人的诗思情感化与形象化,而别具一种韵味和情致,并成为当时及后世士大夫精神与心灵上的一种慰藉。这既是王维着眼于诗歌的角度,对佛教理念的一种接受与领悟,又是王维对佛教理念的一种阐述与宣扬,二者的结合便构成了王维佛教诗有别于初盛唐其他诗人同类之作的一个闪光的亮点。王维的这种努力是使其佛教诗成为唐代诗坛上独树一帜的最重要因素。这是一种新的开拓。而且,这种新的开拓在整个唐诗史上,都堪称是独创一家的,其于后世诗人如白居易、苏轼等人的影响,乃是不言而喻的。而王维因此所创作的那些佛教诗特别是其中的佛理诗,对于时人与后人对佛教和文学关系的认识,以及通过诗歌的途径去对佛学理论的领悟与把握等,也都是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的。即是说,王维的佛教诗对于传播佛教理论、宣扬佛学观念而言,与盛行于李唐一代之变文相比较,二者在文学史上是占有同等重要之地位的。

    而有意识地将禅趣、禅味、禅法等引入山水诗进行创作者,是王维佛教诗所表现出来的又一鲜明特点。这一特点的存在,对于唐代山水诗乃至其后的整个山水文学史的发展来说,无不起着积极的影响与推动作用。从文学流变的角度讲,山水诗的发展虽然由六朝而盛唐已构成了蔚为大观之态势,且其间还涌现出了如谢灵运、鲍照、谢别匕、孟浩然等山水诗名家,但真正将山水诗推向其艺术巅峰的诗人,则是非王维莫属的。而王维山水诗在艺术上之所以能取得如此高的成就,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擅长于“以禅语入诗,以禅趣入诗,以禅法入诗”,一言以蔽之,就是他的山水诗与“禅”密切相关。正因此,所以在王维的山水诗中,有许多如上所举《鹿柴》、《辛夷坞》之类的禅趣诗。而这也是王维山水诗有别于谢灵运等人山水诗的一个最为根本性的标志。谢灵运的山水诗,从总体上讲,受玄学、玄风的影响乃是不言而喻的,而王维的山水诗,虽然受佛学、佛理的影响也甚为明显,但二者的结果却是完全不相同的。谢灵运山水诗因与玄学、玄言关系密切,所以往往带有“一条玄言诗的尾巴”,而被文学史家们称为“有句无篇”,王维的山水诗却能从佛学、佛语中吸取其艺术方面的精华养分注要指禅趣、禅法、禅味)以为己用,故其于境界的开拓与意境的创造等,乃是特色独具而面目全新的。还值得称道的是,王维集中那些具有禅趣、禅味、禅法特点的山水诗,在描写物象与自然景观方面,由于诗人的高度艺术锻造与锤炼,不仅使之毫无属于佛学范畴的斧凿痕迹,而且还有许多成为了脍炙人口的千古名句,如“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等,即皆为其例。所有这些,均表明了王维佛教诗对其山水诗所起到的特殊作用,而这种作用实际上就是作者表现在创作中的一种革新。

    从总体上看,王维的佛教诗也不无可议或欠缺之处,如其于佛理诗中过多的言谈佛理,明显地破坏了诗的意境与韵味,即为弊端之一。从艺术审美的角度言,如果一首诗不讲究意境与韵味,其不仅了无情致与意趣,而且读起来也会感到味同嚼蜡。更有甚者,是王维集中的一些佛理诗,几乎通篇都是由佛学术语结构而成的,如《与胡居士皆病寄此诗兼示学人二首}),便可视为这一方面的代表。这两首诗虽然都属于作者的“慰病之作”,即其所写所言,皆指王维以诗歌的形式对病中的“胡居士”进行慰问,但其在构思上,则诚如有些研究者所言,乃是明显地受到了《维摩洁经肿维摩居士示疾、佛陀派文殊师利前往慰问的影响,所以读者于这两首诗中所看到的,几乎句句都是佛学典故与佛家语词。这是一种令读者望而生畏的佛理诗。由王维的这两首诗可以获知,其集中的这类佛教诗,与兴盛于魏晋时期大谈玄学的玄理诗、玄言诗相比较,乃是并无二致的。这种情况的存在,无论是从传播学的角度抑或接受美学方面言,显然都有碍于读者的接受。而其于唐诗的繁荣与发展,也就自然是弊大于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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