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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戒律在法律制度中的体现

2020-04-30 13:21:30 点击数:

    佛教戒律的传入和重构,也使得封建王朝逐渐将佛教戒律列入了法律。佛教的第一戒律是“不杀生”,至南朝梁天监十一年,武帝下《断杀绝宗庙牺牲诏》:‘失宗庙牺牲,修行佛戒。蔬食断肉,省贪绝欲。(卷第九)—宗庙祭祀是国家大典,梁武帝下诏“修行佛戒”,充分体现了佛教戒律在封建法制中的贯彻。

    1.依据佛教僧团戒律的特点,建立僧官、度碟、赐额等行政法律制度。其中僧官是管理僧尼的机关,算是一个行政机构,它是中国的特有产物。在我国封建法律条文中也有许多记载僧官制度的条文。早在北魏道武帝时期,设中央僧官系统,称为道人统,统领全国僧众。僧官作为封建社会的一种特殊的官制,同其他官职一样有官名,领棒禄。在僧官的选拔上,大多朝代都是以考试为主,而考试的内容则以佛教戒律为主。选举优秀的僧人担任僧官,必须遵循双重准则即官吏准则和僧侣准则。由此可见佛教戒律在影响我国传统法制时同样也对我国的封建制度渗透。僧官是僧人也拥有行政权力。据概书·释老志》记载:“众僧犯杀人以上罪者,仍依俗断,余犯悉付玄昭,以内律、僧制治之。”即当时已经赋予了僧官一定的司法权,可以依照佛教戒律对犯杀人罪以下的僧人罪犯进行审判处罚。另外度碟则是僧侣身份的证明,且具有一定的特权,比如免税权。度碟,赐额等的设定类似于身份证,所以可它称为是佛籍,同样这些制度的实行也是离不开戒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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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将佛教戒律直接规定为约束僧尼的法律,或作为加重对僧尼处罚的依据。据《魏书·释老志》记载,到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诏立《僧制》四十七条”。北魏世宗即位以后,永平元年秋,诏曰:“细素既殊,法律亦异。故道教彰于互显,禁劝各有所宜。自今己后,众僧犯杀人己上罪者,仍以俗断,徐犯悉付昭玄。以内律僧制治之。”而且对外国来华的僧尼,“若无德行,遣还本国,若其不去,依此僧制治罪。”唐朝还依据佛教道教戒律制定专门的《道僧格》,以加强对佛道的法律规制。《唐律疏议》卷二十六《杂律》规定“诸监临主守,与所监守内奸者,(谓犯良人)加奸罪一等。即居父母夫及丧,若道士、女官奸者,又各加一等。妇女以凡奸论。”疏云:“若道士、女官、僧、尼同”。可见僧尼犯奸罪处罚比凡人重两等。而《大明律》还严格限制了僧人的婚娶:“凡僧道娶妻、妾者,杖十,还俗。女家同罪,离异。寺观住持知情,与同罪;不知者,不坐。若僧道假托亲属或童仆为名求娶,而僧道自占者,以奸论。”

    3.依据佛教戒律,制定世俗之人不得侵犯佛教及教徒权益的法规。佛教戒律在法律制度中的体现还表现在法律规定对佛、法、僧“三宝”的保护。其中佛像是佛教的象征,在佛教中僧徒是对佛像极推崇的,僧徒若是对佛像不敬,将会受到戒律的极大惩罚。在尊佛的朝代中,对佛像的保护极其重视,对于损害佛像处以重刑。例如在《隋书》中就有记载:“敢有毁坏盗窃佛及天尊像、岳镇海读神形者,以不道论”。帝纪第创“不道’,属“十恶”不赦之罪。而唐朝还在《唐律疏议》中专设“盗毁天尊佛像条”明确规定对于损坏或偷盗佛像的世俗之人须徒三年。而“僧尼盗毁佛像者,加役流。……盗而供养者,杖一百”,后来的宋明清也采取了类似的法律。在这里,对佛像的保护也扩大到了普通百姓,佛教戒律从仅仅约束僧众扩大成为了全民约束。
    4.将佛教戒律的断屠月和禁杀日,直接引入法律,规定此时日不得行刑。佛教戒律规定,居士在正月、五月、九月的初一到十五为“断屠月”,每月的初一、初八、十四、十五、十八、二十二、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三十日共十天为“禁杀日”,又称“十斋日”。至唐朝高祖武德二年下诏:“释典微妙,净业始于慈悲……自今以后,每年的正月、五月、九月及每月的十斋日,并不得行刑;所在官司,宜禁屠杀。于是在塘律疏议》中规定:丫··…若于断屠月及禁杀日而决(死刑)者,各仗六十,待时而违者,加二等”。具体解释为:“其所犯所不待时‘若于断屠月”,谓正月、五月、九月,‘及禁杀日”,谓每月十直日,月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二日、二十四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虽不待日,于此月日,亦不得决死刑。违而决者,各仗六十”。宋、元、明、清均沿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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