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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公”形象的佛学意蕴

2020-04-29 10:01:51 点击数:

    可以说,反映民众共通“心灵真实”的济公形象,已经就是“前影像时代”民众的心理影像了(这可以说是一种虚体影像、平面影像);而影像时代的来临,使济公形象得以落实在荧屏上(这可以说是一种实体影像、立体影像),这一转化遂使之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也大大影响到新时代人们对于佛教的认知。无疑,对于“前影像时代”济公形象得以形成的佛教文化背景的分析,可以使我们更好得看清影像化传媒条件下佛教弘传的功能和效果。

    佛教自释迎牟尼创教之时起,就是一种充满人文关怀,具有丰富人文精神的宗教。其核心思想缘起理论,就是阐发一切众生的苦乐都是自作自受,所以也只有靠自性自度来解脱的道理。佛教自产生之日起,就充分重视人类依靠自身的智慧和精进来实现自我解脱,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时期基本上都凸显了佛教的这一人文主义倾向。由于众多原因,大乘佛教发展起来以后,佛、菩萨的称号往往被注人了种种神性,但在这一神化发展过程中,也是人文与神化、自力与他力、自性净土与他方净土等信仰并进共存的,佛教原有的人文精神并没有丧失。大乘佛教传人中国后,有不断向人文精神回归的趋向,其中,尤以禅宗最为突出。禅宗是在中国本土文化环境下发展起来的一个佛教宗派,尤以六祖惠能为代表的禅宗南宗对后世影响最大。禅宗不据教典和文字,直指人心,反对形式化的繁琐戒律,在修行上反对佛教传统的修行方法,而是把佛法践行于现实生活中。《坛经》中特别强调“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佛是自性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佛即是众生;自性悟,众生即是佛”、“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等等。否定了一切离开清净本性的彼岸世界的存在,否定了一切离开现世的神性化的佛、法、僧的存在,使佛法真正落实于日常的现实生活,大大地凸显了佛教的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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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济和尚生于南宋,在唐武宗((845年)和后周周世宗灭佛之后,众所周知,劫后中国佛教基本上只有禅宗和净土宗绵续不绝,而以禅宗最为兴盛。济公活佛形象的形成和流布正是在这一佛教发展现实基础上展开的,鲜明地体现出了禅宗人文主义的特色。济公衣衫槛褛,嗜好酒肉,貌似疯颠,不受戒律拘束,举止似痴若狂,但他好打不平,救人之命,扶危济困、除暴安良、彰善罚恶,恰是百姓敬仰的学问渊博、行善积德的得道高僧。济公形象鲜活地体现了自性觉悟、众生皆可成佛的禅宗思想:成佛不是依靠神力、外力,而是自己对于自性的真切体认和觉醒,“佛性本清静”、“今学道者顿悟菩提,令自本性顿悟”、“若识本性,即是解脱”;济公就是识自本心、自明本性、自作自成佛道的。而济公成佛,也还是在现实生活的当下成佛,而不是在来世或他方成佛;活佛济公,济世度人,也不是把人度到彼岸世界或他方国土,而也只是息人之净,惩恶扬善的人间善举,并劝导世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进而诱化世人见自本性、自性自度。若是没有禅宗人文主义的精神特色的广泛影响,是很难想象民间会流传这样的佛门高僧形象的。电视剧《济公传》的童音歌曲《心净自成佛》唱道:“东拜佛,西拜佛,到底哪里有佛陀?你找佛,他找佛,不如自己修成佛。我修佛,他修佛,究竟谁能得正果?世上有佛又有魔,是佛是魔皆自作。众善奉行就是佛,恶念一起便成魔;无我利他就是佛,损人利己便成魔。心净自成佛,心净自成佛。”可以看出,新时代的济公形象仍然是张扬了禅宗人文主义的精神特色的。
    另外,济公民间信仰的兴盛,还有着大乘佛教的“不二”思想在唐宋以来民间社会广泛传播的思想基础。大乘佛教强调“佛法是不二之法”,认为诸法因缘所生,了无自性,当体皆空,如来实相无有差别,一切诸法悉皆平等,故“烦恼即菩提”、“色即是空”、“生死即涅桑”,即空与色、清净与染污、出世与世间、生死与涅桑、众生与佛看似不同,实则不一不异,二而不二。一般来说,世人往往会赞叹“圣”和“神”,鄙薄“俗”和“颠”,把二者截然分为两端,而觉者方了知“俗”与“圣”本无对待,只是思维语言的分别。
    济公信仰始于佛教内外对道济和尚神异事迹的信仰,佛教承认有神通的事实,凡夫可得五通,出世的圣人有六通,佛有三明六通。唯有佛的神通力,是彻底、究竟、圆满、无碍的,是度众生的方便,不是异能异术的表现。佛教反对以神通显露世人,唯恐世人追求神通,舍本逐末,落人外道歧途,故“神通”之人往往隐潜于“颠行”。清代晦山戒显法师在《济颠本传序》中写到:“维摩云:‘菩萨住于生死,不为污行。’而布袋济颠,酒仙舰子,竟为污行者何耶?良以既证果人,欲度执相凡夫,不得不隐圣现劣故也。”戒显法师认为道济和尚是“示为污行,便显神通;貌混凡夫,旋彰灵异’。对此可以理解其为“示为污行,便显神通”的方便善巧,也更不难洞悉出“神通”与“颠行”有着内在的贯通性,举手投足无不是道,无不是佛性之妙用,晦山戒显法师作的《济颠祖师诗攒》就赞叹济公是“纵横魔佛间”、“颠尽两名山”、“神通半杂顽”,济公的语默动静、举止施为,非但不违背佛法,恰恰暗合了佛法不一不异的“不二”智慧方便。我们可以看到济公形象最为突出的两大特点,一是济公的“神通广大”,一是济公的“颠”,济公既“颠”行于世,且“神”济天下,“颠”是指他不守清规,言行举止粗俗颠倒,甚至比俗人还“俗”,“神”是指他扶危济困神通广大,彰善罚恶而善巧智慧,又具备了圣者的救度济世的情怀。“神”与“颠”、“圣”与“俗”和谐完整地融于济公一身,若缺失了大乘佛教“不二”智慧的文化土壤,是很难想象会产生这样的形象的。
    综上,济公形象是在大乘佛教“不二”智慧和禅宗人文主义精神的文化土壤中结成的硕果,这一果实浸透了不二智慧和禅门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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