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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居士佛学概论

2020-04-29 09:23:06 点击数:

    近现代的居士,“他们或致力于各种类型的佛教文化事业,如创办刻经处,刊刻、编印、传播佛教经典;或建立佛学院,培养新一代佛教人才;或发行刊物,广泛宣传佛教思想;或举办各类讲经活动,以通俗语言说法;或成立各种慈善机构,扩大佛教在民众中的影响:或举办各类法会,以传播佛教信仰”。居士佛学的倚重点更多地表现在“因缘国事”方面,其地位、价值也从而更多地体现在政治、文化、思想等层面上。此时的居士佛学意在弘法,为近世佛教文化勃兴创造了适宜的文化背景并提供了物质条件。主要由思想家倾心的佛学研究,称之为经世佛学,其宗旨则在于利生,它不仅实现了近代哲学革命,而且直接参与了中国近代社会变革”。刘成有认为中国近现代佛教复兴的努力应该由四派即寺僧派、居士派、经世派和学院派构成,其中经世派利用佛教以实现民族振兴的目的,学院派客观研究佛教以便为新时代的文化整合提供经验教训。

    “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反映在居士佛教伦理思想可以简单地归纳为破旧立新。破旧表现在提倡佛教,利用佛教中“众生平等”附会西方“自由”、“平等”思想,来批判三纲五常为代表封建社会伦理制度,为改变不合理的社会进行舆论宣传,进而实现国富民强的目的。建立新的社会秩序,还需要立新。国民有新的道德,新的素质,才能国富民强,就像后来鲁迅说的那样,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是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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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的破旧,就是阐述平等的本质、分析产生不平等的原因、实现平等的手段,利用平等的思想来批判旧的社会制度及其伦理思想。谭嗣同依据佛学“无人相、无我相”的理论,提出“参伍错综其对待,故迷而不知平等”’,“参伍错综其对待,然后平等”,既指明了平等之体—众生和万物一心相通;也揭示了不平等发生的机制—因妄见而产生对待。谭嗣同认为要消除不平等,必须破除对待:而破除对待,又必须先除我见:我见灭,“则异同泯则平等出”。他认为:只有消除人我差别,铲除此疆彼界,才能实现“无人相、无我相”、平等、博爱的大同世界。章太炎认为人和众生,乃至墙壁瓦砾,皆为真如佛性的体现,而真如平等无别异,因此不应存在彼此之界、优劣之分,世界万物一律平等。

    居士从佛教的平等思想出发,批判不平等的封建专制制度和伦理纲常。谭嗣同激烈抨击封建等级纲常,指出:“三纲之慑人,足以破其胆,而杀其灵魂”,所以“举凡独夫民贼所为一切箱制束缚之名,皆无得而加诸”气“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伦,皆空诸所有,弃之如无”⑧。梁启超指出:佛教之言信仰,“其立教之目的,则在使人人皆与佛平等而己”④。他表面上放言佛教,别无旁鹜,实际上是要求封建专制君主对待平民也要象佛教的教主对待教徒那样,平等相待。章太炎利用佛教的平等观念,呼号排满反封革命。他说:“佛教最重平等,所以妨碍平等的东西必须除去”,婆罗门教把人分为“四姓阶级”,是佛教“最所痛恨”的:清政府压迫汉族民众,“待汉人种种不平”,比印度的种姓虐待厉害十倍,因此“应该攘逐”!他还说:“佛教最恨君权”,大乘戒律规定,国君暴虐,菩萨有权废黝之:佛经将王贼并举,“看做王就与做贼一样,这更与恢复民权的话相合”  立新,是要在科学理性的环境下,剔除鬼神迷信因素,注重其教化功能,利用佛学“无我”学说,培养出变法、革命所需要的国民精神。资产阶级思想家认为,变法和革命都意味着流血牺牲,都需要“蹈死如怡”、“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需要人们具有无畏和自我牺牲精神,抑制、克服人们的贪生怕死和迷恋物质享受的私心俗念。佛教中灵魂不灭的说法经过改造,可以培养、激励人们的无畏和自我牺牲精神,抑制、克服人们的贪生怕死和迷恋物质享受的私心俗念。梁启超说:人“不过心理过程上一种幻影,求其实体,了不可得”,所以人一生数十年间,至幻无常,无可留恋,无可宝贵。“死者死吾体魄中之铁若余金类、木类、炭水粉、糖盐水若余杂质气质而已,而吾自有不死者存,曰灵魂。既常有不死者存,则死吾奚畏?”章太炎说得更为直截了当:“我”实际上乃是因缘凑合的假相,“所谓我者,舍阿赖耶识而外更无他物。此识是真,此我是幻”。即是说,肉体虚幻短暂,精神真实永恒,前者不足惜,后者诚可贵。

    此外,还利用佛学“缘起”说,宣扬“物境虚幻”、“万法唯心”,增进国民的革命道德。·“缘起”说认为,世界上的一切现象和事物都是因缘而生、没有自性的,因而是不真实的,世界的本质就是空。“一切物境皆为虚幻,惟心所造之境为真实”。。如果只知道有外物的存在,而不知道它是心的虚幻之物,周遍驰求,执迷不悟,就会成为外物的奴隶,即梁启超所称的“心中之奴隶”。资产阶级思想家认为,佛教这种劝人“与其归敬于外界,不若归敬于自心”的理论,可以在某一方面帮助人们树立革命的道德观念,打破利害、得失、成败之念,消除声色、货利、妻子、名誉等卑污醒靛思想,确立豁达高尚的革命人生观。因此,他们对此大加张扬,广泛宣传。为加大宣传力度,章太炎还援引历史,证明佛教对道德的巨大效用。他指出:“昔我皇汉刘氏之衰,儒术堕废,民德日薄。赖佛教入而持世,民复挚醇,以启有唐之盛。讫宋世佛教转微,人心亦日苟偷,为外族并兼。”他号召人们要“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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