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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期,居士们借佛言孝,助世行孝。在这时期,低的争论,言妖路远,士大夫虽然对佛教的抨击不断,但没有新意,人们也有关于三教孰高孰如傅奕说:“佛在西域,汉译胡书,态其假托,故使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韩愈认为佛教“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叱也还是古亦有的说法,佛教不和孝道,对国家不利等等。但是各方都认识到佛教在宣传“忠孝”为主的儒家道德,有自身的独特优势,不可取代。

    李师政大谈佛教的忠孝功能,以示扶植佛教的立场。唐秦王府典仪李师政在其《内德论》中,以自身经历的思想转变,认为“佛之为教,劝臣以忠,劝子以孝,劝国以治,劝家以和,弘善示天堂之乐,惩非显地狱之苦”,“信道归心,愿君亲之多福;苦其身意,修出家之众善,遗其君父,以历劫之深庆,其为忠孝,不亦多乎!谓善沙门为不忠,未之信矣”。.李师政以佛法的弘善劝化作用,申述了佛门孝亲之义的高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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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佛教孝亲观的系统化即完成于此时。这种系统化的完成,以宋代禅僧、“明教大师”契篙(公元1008一1072)《孝论))为标志。

    契篙的《孝论》以一个受熏于儒学的禅僧的眼光以佛言孝、劝佛行孝、助世行孝。这超出了论述范围,不再展开。

    宋代以后,三教融合,佛教的中国化具体地表现为佛教伦理的儒学化、世俗化,佛教布道弘法劝诫世俗,扶世助化。一些亦儒亦佛的学者,借助佛教的形式宣扬孝道,而非借孝道之名去迎合明教,为佛教寻找生存之路。这样,所谓的佛教孝亲观,不再是与传统名教争论孰高孰低的问题,而是以何种立场宣扬孝亲更为高明的问题。.

    佛教进入中土之初,面对在孝亲问题上“不孝”的挑战与责难,佛家多以“方内方外”、“在家出家”、“大孝小孝”之分别予以强辩和回应,在往后的发展过程中,在护法的同时,逐渐吸纳儒家孝亲伦常,继而站在佛教立场上加以宣传,形成护法与布道并举之势,到后来,随着佛教中国化的完成,佛教的孝亲观与儒家纲常更加接近,形成以佛言孝、劝佛行孝、助世行孝的统一,佛教孝亲观走向中土化世俗化,并以戒孝一致、孝顺念佛等观点形成了中土佛教孝亲观的特征,达成了佛法与纲常名教在孝亲观上的契合。这种契合,既是佛教伦理向中土纲常名教靠拢揉合的产物,又是中土佛教走向注重现实的内在需要。这种孝亲观的形成,既增加了中土佛教“弘道济世”的大乘伦理理想的可行性,又赋予了中土传统伦理以信仰力量,强化了中土纲常名教“扶世助化”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