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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居士组织研究的不足及可待发展的空间

2020-04-29 08:48:46 点击数:

    1.总的来说,关于近代以来佛教居士组织研究数量不多。

    佛教一直被视为一种制度性宗教,这主要是因为佛教出家僧尼是在佛教寺庙这样一种宗教组织中修行。综观有关佛教的研究,以寺庙为主题的非常多。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仅以篇名中包含检索词“寺院”或“寺庙”就可以检索到3643条结果。相比较而言,与居士组织有关的文献数量要少许多。以篇名中包含检索词“居士”检索只能得到576条结果,在此基础上再加上“组织”或“团体”的限定就只能检索到10条结果。以篇名中包含检索词“居士林”检索所获得文献也是直接与居士组织有关的,但只有4I条结果。此外,以“佛教”并含“组织”、“佛教”并含“团体”、“佛教”并含“慈善”等相关的检索词可以检索到一些结果,不过以这种检索策略获得的文献并不全部都与居士组织有关,即使其中部分文献与居士组织有关,也并不是直接以居士组织为研究主题的。前文所回顾的研究大多是以这种检索策略获得的。笔者在前文有提及一些关于慈济、佛光山、法鼓山、中台禅寺等台湾佛教团体的研究,这些佛教团体中有大量的佛教在家信徒,也可以视为居士组织,不过这些研究大多是把这些佛教团体看作慈善组织,而非从居士组织的角度来分析。内地居士组织的相关研究也存在类似问题。前文提及的一些有关依附于寺庙、依附于佛教协会、独立的信徒组织的研究,也多是从是慈善或寺庙的角度进行分析的。可见直接以居士组织作为研究对象的文献很少,居士组织的研究未得到足够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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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居士组织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近代以来在中国佛教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居士的作用和地位凸显,并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组织化特征。一些学者如谭伟圈和何劲松[}都认为居士佛教是未来佛教发展的主要趋势。另外,居士组织的发展关系到我国公民社会的培育,也与我国的民间组织政策有关。社会自治组织是公民社会的主要表现形式。民众需要形成社会自治组织,通过社会自治组织实现共同体成员资格的身份认同、社会交往、表达观念、服务社会、维护共同利益、互助,既保持个体的相对独立性,又可以获得对某一社会团体的归属感和依附感。佛教在中国经过近两千年的发展已经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拥有深厚的社会根基,信徒广泛,可以预见,佛教将会成为民众结社的一个重要基础,佛教居士组织的发展深具潜力。更多地开展佛教居士组织研究,有助于政府对这些组织采取合理的政策取向,更好地管理这些组织。

    2.从研究的视角和方法来看,实证性的特别是运用定量研究方法的文献偏少。

    有关居士组织的研究有相当大一部分是从宗教学、历史学、哲学的角度来进行的,或是回溯某一居士组织建立、发展、变革,或是回溯自近代以来某一区域居士组织的发展史,或是在研究某一高僧大德的史迹时涉及其参与的居士组织,或是从宗教学、哲学的角度分析某一居士组织的理念。这些学科视角在近代居士组织的研究中特别明显。还有一部分是社会学的角度的研究。由于居士组织以组织、团体的形式存在,或多或少具有某种程度的制度化,适合于用社会学中的韦伯的科层制理论、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公民社会理论等来分析。在这类文献中社会学的实证方法获得了展示空间。由于居士组织以团体的形式存在,又广纳会员,特别适合于采用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即研究人员成为所研究团体的一员,在某一时期内多次参与团体活动,在此过程中获得有关该团体的制度构建、人际互动、活动开展、仪式、成员观念以及过程、细节的信息。这在本文第三部分所例举的文献中可以看出以社会学为视角的研究对这一研究方法的偏爱。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案例研究或案例比较分析被广泛地运用于居士组织的研究,真正采用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方法的文献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另外,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分析居士组织非常罕见。前文提到的李向平、赵翠翠、高璐运用了问卷统计的方法。不过这些用问卷统计方法的研究也只限于统计描述,并未涉及变量间关系的统计分析,定量研究方法的优势未充分展现。问卷统计方法与科学的抽样相结合,能够根据局部资料推断总体特征,不仅可以对社会现象进行描述,也可以研究解释社会现象,分析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因果关系,还可以对社会现象的发展进行预测,是检验研究假设最主要的方法;适合于研究群体的态度、意见、行为、社会人口背景;还可以通过操作化的过程将抽象概念转化为具体指标,从而对抽象的社会现象和概念进行具体测量。这些优势对于居士组织研究同样有效。可以运用问卷统计方法对居士组织成员的理念、宗教活动、慈善活动、社会人口背景进行描述,并分析它们之间的关系。当然,在居士组织中进行问卷调查的难度要远大于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问卷调查可能遭到居士的误解和排斥,部分居士填答问卷可能存在困难,问卷调查可能占用居士时间。因此研究需要更精心的设计。另外,社会学的视角中也存在一些问题。许多社会学研究者对佛教缺乏深人了解,缺乏佛学功底,在使用一些研究工具时,如问卷调查,可能观念不当或表述不当,致使居士未能理解问卷或填答不当。还有一些社会学研究者未能持价值中立或理解佛教的立场,而将个人的情感强加于研究对象。因此,社会学研究者在进行相关研究时除了要发挥实证方法的优势,还应该加强佛学的功底,并避免极端的立场。

    3.从研究的主题来看,已有的文献未能对居士组织进行多层次的研究。虽然有关近代以来的佛教居士组织研究涉及到了多样主题,但笔者认为尚有欠缺,即未能对居士组织进行多层次的研究。对社会组织的不同层次的研究一直都是存在着的,如马克斯·韦伯的科层制研究、霍桑对组织内部人际关系和非正式群体运行的研究,马斯洛和赫茨伯格等人则研究了组织内个人的感受与动机,并以此为基础来解释组织的运作。居士组织作为一种中观层次的社会结构,是连接微观社会现象和宏观社会结构的桥梁,可以对其进行多层次的研究。前文所回顾的文献有相当一部分是从中观层次的角度来研究佛教居士组织,涉及组织机构设置、理念、人员管理、活动的开展、功能、资金管理、特点等。还有一部分文献是从较宏观的角度回溯佛教居士组织的发展史。还有个别文献是从较微观的层次进行研究。总体而言,从中观层次分析居士组织运作的文献较多。从历史的宏观的角度分析居士组织的文献也有一定数量。有少量文献分析了居士组织与宏观社会结构的关系,如有关居士组织在公民社会培育中的作用、居士组织的合法性问题、居士组织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等主题的研究,如唐忠毛对近代居士佛教组织转型的社会历史背景的分析网。不过宏观视角的文献大多未能把中观层次的居士组织的运作与宏观的社会结构联系起来考察。而微观的层次,如心理层面的研究就很少见了。笔者认为,应该对居士组织进行不同层次的研究,不仅要分析居士组织的运作机制,还应当分析居士组织与宏观社会结构的互动关系,以及居士组织运作与诸如居士心理等微观层次的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这样我们才可以对居士组织的整体运作有更清晰更全面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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