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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远的佛教教育方法实施

2020-04-27 11:29:37 点击数:

    慧远所在的魏晋,正是政治上的大动荡时期。持续的战乱对佛教教育的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因为社会动荡使人转向对内心世界和精神信仰的探求,这就使佛教发展在信徒方面有了保障。但是同时这种社会环境对佛教发展也有着不利的一面,因为宗教,尤其是尚未在中国真正扎根的佛教,其发展势必要仰仗于一定的政治力量的支持。然而当时的割据政权本身就有着不稳定性,割据政权建立的快,灭亡的也快,所以对其中某一政权的依附也就必然有着潜在的危险性,所依附政权的势力消长,于其自身的生死存亡是息息相关的。当时的佛教常常在一定的时期采取迎合某个割据政权的立场和措施,而在下一个政权到来时又急忙改弦更张,以适应新政权的要求。这种变动不仅使得信徒无所适从,同时也为人所轻视。于是在那种战乱时代,佛教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立场以保证自己的生存,成了摆在每一个佛教有识之士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慧远从佛理的角度论证佛教的独立性,并以实际行动来确保佛教教育的独立。在《沙门不敬王者论》中慧远认为当时的“朝士名贤”反对礼敬王者的论述虽然很美,但是都未真正领悟佛法要旨,批判得不准确。因为他们都只是从佛教徒的宗教热情出发来进行反对的,这样佛理并不能彰显,而且会有理随人定的后果,“遂令无上道服毁于尘俗”。他指出以迷信的态度对待佛教以及佛教理论不彰显是众人低毁佛教的根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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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慧远之前的佛教人士在沙门不应礼敬王者这个问题上,要么是从宗教信仰角度进行论证,要么是从比附儒家的角度进行论证,例如《牟子理惑论》,而慧远是从在家与出家这一佛教的基本教义出发来论证的。这个区分不仅是按照佛理的要求讲的,也是对当时许多佛教徒超然物外的现实的肯定。而且区分使得慧远真正离开了儒道的视角,也为后来者提供了新的论证视角。

    慧远在《沙门不敬王者论》中首先将人们的状态进行了区分,即:在家和出家。这是一个全新的论证角度,而且是对儒、道教义的大反动。儒家强调无论什么人,无论什么地位和状态都是天子的臣民,他们具有相同的使命,无所谓在家和出家的区分,所以其经典中才会有:“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率土之滨莫非王土”fll,以此来感慨,同是天子的臣民为什么偏偏我这么辛劳?当时的道教也没有出家和在家之分,所以五斗米教教徒和太平道教徒积极做官经略世事,或者是率众举事。

    慧远在《沙门不敬王者论》的“在家”条目中说的主要是儒家的教义,他不否认在家应当依据儒家。但是他故意留了一个缺口,他说,“是故悦释迎之风者辄先奉亲而敬君。变俗投答者,必待命而顺动,若君亲有疑则退求其志,以侯同悟”。虽然要求在家者奉亲而敬君,但是也鼓励人们出家,而且强调“同悟”,以佛变儒,完全是佛教普渡众生的心态。慧远还指出,这样有“助王化于治道”。按照他的这种在家方式,最后儒家的王化将成为佛教的“王化”。在“在家”条目中他还向桓玄表明,佛教不反对在家之民支持君主。这就暗示信奉佛教的朝臣因为是在家,所以可以支持桓玄。
    慧远的“出家”条目中完全是佛教的观点。虽然有一些貌似儒家的观点,如:“如令一夫全德,则道洽六亲,泽流天下,虽不处王侯之位,亦己契皇极,在有生民矣”,但实际是对儒家的倾覆。儒家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以洽六亲,泽天下,并没有修佛这一条目,而且怪力乱神是儒家缄口不提的。慧远用修佛这一条目取代儒家的各种方式,而且指出结果是相同的,甚至更好。这样人们不必苦读诗书,不必去艰难地提高自己的德行,就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这一佛教观点强烈地吸引当时的儒家学人,导致了当时许多儒家饱学之士都归人了佛教。
    慧远在“求宗不顺化”条目中指责王化的不足。他认为王化虽然可以使在世的人的肉体痛苦。更重要的是,“虽以生为大,而未能令生者不死”[1l。因此贯彻王化,只能使人在低层次上存在,永久痛苦,而且免不了死亡。而佛教则可以通过涅架的方式消除人的一切罪苦。涅架境界是美好的境界,它消灭了人痛苦的根源,所以是“冥神绝境”。鉴于此,沙门是不应该礼敬王者的,以免妨害自己的修行。慧远认为既然王化会妨碍修行,佛教更应与儒道划清界限,保持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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