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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城市佛教的发展—都市佛教的初级阶段

2020-04-26 13:15:02 点击数:

    都市佛教似乎是一个新名词,其实古已有之。从古以来,有都市就有都市佛教。都市佛教也并非是一个新的佛教派别,实际上它是随着佛教的产生而产生,然后在都市社会里发展起来的一个佛教群体。

    早在释迩牟尼佛的时代,都市佛教的现象便己经显现。据佛教史记载,佛教产生的一大背景正是商业和手工业的兴盛,城市形成和繁荣的时期、在吠陀时代,印度只有村落,吠陀末期出现规模略大的聚落,后来才逐步形成周围建有围墙的城市。在佛陀的时代,据说著名的大城市有八座,即王舍、吠舍厘、舍卫、波罗奈斯、阿蹄陀、瞻波、搞赏弥、咀叉始罗。国家以城市为中心进行统治,兼控周围的聚落、村落等农牧业地区。佛陀35岁那年于菩提树下成道后,就一心转向传教活动,佛陀在世,说法历时45年,他的活动地区主要在摩揭陀、拘萨罗和跋奢三国,东面最远到过瞻波,西到摩偷罗。当时这一带经济文化发达,沙门运动高涨,新的宗教团体和哲学派别,大都在这里活动。佛陀传教所走的道路,基本上是商道。《长阿含.游行经》比较系统地记载了佛陀成道前由北向南所走的路,以及入灭前由南向北走的路,这两条路很少偏离当时的商道,佛陀常年来往于摩揭陀国的王舍城和拘萨罗国的舍卫城,当时的王室,是沙门运动的支持者。佛陀的传教,就一直得到商人和王族的支持。他有两个最重要的经常说法的住处,一处在舍卫城南的抵园精舍,这是拘萨罗国富商须达多(给孤独长者)布施的,一处在王舍城的竹林精舍,竹林是迩兰陀长者所赠,精舍是频毗沙罗王出资建造。传说佛陀悟道,从菩提树下站起来,首先向他奉献食物的也是两个商人。fll由传教之处来看,虽然佛陀曾经在鹿野苑等城外林间度众说法、晏坐修行,但早期教团赖以为生的乞食制度则要求他们必须入城乞食。佛陀本人也很快在古印度的城市中间传教度众,随着后来国王、大臣、长者饭依供养,佛教与城市的联系也越加紧密,其活动场所也渐渐从郊外林间、城乡结合部,最终进入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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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佛教教义发展来看,都市佛教也是因应大乘佛教的兴起而发展起来的。虽然佛陀的弟子、信众和僧团的物质生活资料可以来源于城市,但是从原始佛教时期的修行特征来看,则是远离城市的。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比较注重修行者个人的精神解脱,在修行实践方面,为了有效地避免城市里物质欲望的诱惑,保持修行者心绪的宁静,僧团多是息影山野林泉、远离村镇聚落处居住。_史家们也喜欢引《魏书·释老志》中“如来阐教,多依山林”那句话来说明佛陀时代佛教的离世特性。然而大乘佛教兴起,这一情况则产生了变化,与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思想不同的是,“大乘”一词有“以救世利他为宗旨”的意思。为了求得最高的佛果果位,大乘佛教的修行必须是融合在“普度众生”的实践之中,这就要求修行者必须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不能脱离众生而修行,离开了众生也就没有大乘佛教的存在余地。因此大乘佛教得以发展的生存空间也就是众生的聚居之处,而比村落人口更加密集的城市更是大乘佛教度世的题中应有之义。正是大乘佛教这种入世精神和济世情怀决定了它比小乘佛教和部派佛教更加适应都市生活,因此大乘佛教的兴起为都市佛教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为了确保僧众修行不受世俗生活的干扰,充满物质诱惑的城镇都是寺院选址应该远离的地方,所谓“梵境幽玄,义归清旷;伽蓝净土,理绝嚣尘”。所以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寺院的选址一开始即有明显的山野倾向。

    事实上,佛教初传东土,先于民间传播,但很快便得到王公贵族乃至宫廷的信奉,“白马寺,汉明帝所立也。佛教入中国之始。寺在西阳门外三里御道南。”(4]可见中国第一所佛寺就建在东汉都城洛阳。众所周知,汉代的洛阳乃译经道场,这个地方大寺迭起,而此时的佛法流布,也以各地中心城市为首选。三国时代,康僧会更是在吴地都城建业演示佛法,促使江南地区佛教兴盛。之后,历代都有大量王公贵族和上层官员舍宅为寺,于是佛教在城市中繁盛起来。晋代五胡乱华,以外来宗教—佛教与中原文化传统相抗衡,因此胡族政权所在之地,如以鸿摩罗什为首的长安僧团,在姚秦国主的支持下翻译佛经,成为这一时期北方佛教的中心。北魏洛阳“京城内外,凡有一千余寺”以至于杨街之感叹“然寺数最多,不可遍写,今之所录,止大伽蓝”。足见北朝都市佛教之盛、规模之大。而东晋南朝都市佛寺多为帝室王公所立,并且也是社会学术、文化、艺术乃至医疗事业活动的中心所在。“三武一宗”的灭佛使得都市佛教遭受一定的冲击,但短暂的“法难”过后,继任的统治者都对佛教采取积极扶持的政策,使得都市佛教又得以很快恢复。如在北周武帝灭佛之后,隋文帝大兴佛教,向各州颁送舍利,并让各州建立国家寺院。唐代是中国佛教开宗立派的时期,唐都长安也正是各宗祖庭荟集之地。唐宋以后,佛教寺院有离开闹市的趋向,特别是唐代百丈禅师制订丛林清规,提倡农禅并重的生活和修行方式,以此来适应中国这样一个农业为主体的社会,使得山林佛教得到较大发展,因为禅宗的兴盛,使得这种趋势得到加强。但是,此一时期的都市佛教也有一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佛教与文人士大夫的互动,佛教对城市生活和市民文化的影响,前者如佛教自身义学得到了推动,后者如庙会活动和俗讲的开展都是明显的例证。

    中国的佛教主要是北传大乘佛教系统。因此偏向“入世”的大乘佛教,在中国就必须需要进行本土化,而佛教本土化的发展同它在城市中站稳脚跟是分不开的,佛教在中国古代社会,基本上都是由封建贵族支持其在通都大邑发展,僧伽管理机构也都是设立在州县各级衙门。整个中国都市佛教发展的历史脉络显示出它从皇室到贵族、从官僚地主向庶民地主、从社会上层向普通民众深入传播的走向。包括像禅宗这样的喜好栖身山野的宗派,在五祖弘忍之后,无论是神秀北宗,还是慧能南宗,最终也仍然是通过在长、洛二京和各州道的治地取得皇室贵戚和官僚地主的支持才得以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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