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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初沙门从西域来中国都以他国异族之名称呼,如安、竺、支、康等为姓氏,其中多数跟来自外籍或沿袭祖籍有关,如东汉末安世高原是安息国太子,三国佛经译者支谦为月氏(支)后裔,三国吴康僧会祖籍康居等.特别出家以后仍用俗家姓氏,如中国最早出家的严佛调、三国时最早往西域求法的内地僧人朱士行等,也有以三宝作为姓的,如竺佛图澄常称佛图澄(232-348),西域人,本姓帛氏(以姓氏论,应是龟兹人),佛陀耶舍、佛陀跋陀罗(佛就是佛陀的简称),达摩难陀、达摩波罗(达摩译为法),僧伽难提(僧伽简称僧)、僧伽提婆(华言众天,本姓瞿昙氏,出家后取法名僧伽提婆).后来随着阪依佛门的信徒不断增加,一般都以授业老师的姓为自己的姓氏,姓氏日益庞杂混乱。而外来的僧人,则往往依其原来的国土或国别名称而取姓氏.汉地出家人大多跟从师父的姓氏,如支遁拜支谦为师,出家后就姓“支”。以此类推,老师若为中国俗姓百家姓中任何一姓,其弟子也随之同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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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  《高僧传》记载:“初魏晋沙门依师为姓,故姓名不同。比如,来自天竺的僧人,一般多以“竺”为姓,其弟子也随之姓“竺”,如西晋僧人竺法护是外国竺高座弟子、东晋僧人魏道生跟竺法汰出家而改成竺道生。这样,各地各门,普遍出现“姓各不一”的杂乱状况,道安认为出家人的姓氏太过混乱,不利佛教的统一和发展,不利佛教徒从自身心理、从日常意识中消除狭隘的师门观念,也不利各地各派佛教信徒在宗教情绪上的同感共鸣、统一默契。原始佛教僧团的规模小,且从佛陀统摄僧团为“沙门释子”之后,在印度并没对僧团管理造成障碍。可是中国是一个宗法传统比较浓厚的社会,而姓氏作为宗族的标志符号,是族人结和凝聚的象征.具体到中国佛教,不同的姓氏就反映不同的宗派、不同的阶级出身,这对僧团的管理造成很大的麻烦。道安认为,佛教是释迩牟尼创造的,佛师之尊,莫尊于释逸,应当万流归宗,以“释”为姓.《高僧传》卷五记载“道安本随师姓竺,后改为释”。,从自己门下信徒开始,改“释”姓,如释慧远、释法遇等。

    道安这一倡导初时并未得到众僧人的认可,直到《增一阿含经》被译出,其第二十丫卷云:“诸有四姓,剃除须发,以信坚固。出家学道者,彼当灭本名字,自称释逝弟子.所以然者,我今正是释迩子,从释种中出家学道。当知,欲论生子之义者,当名沙门释种子是。”⑧自此法名一般皆冠以“释”字遂成永式沿袭至今.因此,道安以“释”为姓的主张,与印度佛经记载是有一致之处的。从此以后,凡出家僧尼均以“释”为姓,“佛不言姓”,统一了佛门信徒的宗教意识,也消除了佛教各宗派的对立情绪,扫除了弘扬佛教过程中不必要的障碍,加强了整个佛界的巩固统一。如此,道安统一僧众姓氏为释就是为了推进僧团一体化。
    总之,“(道安)破除俗名,以释为氏,发挥四海兄弟之真精神者”。,正适应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有益于强化僧众的心理认同,巩固佛教内部的统一意识和凝聚意识.因此,对佛教在中国的流布和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另外,中国人历来重视宗族意识,而佛教是外来的宗教,要在中国生长、流布、发展,必须得到中的文化认同。天下僧人统一姓氏为“释”,可以认为是佛教与中国人民生活相契合的开始,是佛教中国化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道安对中国的贡献,梁启超一语概之,云:“使我佛教而失一道安,能否蔚为大国,吾盖不敢言。”·…佛教之有安,殆如历朝创业期,得一名相然后开国规模具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