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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氏重视水目山传承体系的原因

2020-04-26 11:07:11 点击数:

    第一,自高智升先后平定杨允贤、杨义贞叛乱后,高氏迅速登上政治舞台,高智升被升为宰相,其长子升泰控制滇西,包括姚安、威楚诸地;次子升祥镇守滇东A阐地区,即今昆明一带,包括A阐、晋宁等地,掌握了整个大理国的军事与行政大权。绍圣元年,段正明因人心皆归高氏,禅位于高升泰。高氏家族走向鼎盛时期,绍圣三年,高泰明谨遵父亲遗命,将皇位归还段氏,段正淳便封泰明为宰相。此后,高氏便拥有了大理国至高无上的权力,作为皇帝的段氏,则仅有虚位毫无实权,然而这没有实权的段氏,在名义上依然是大理国的皇帝,代表着统治阶级的中心。道悟国师与玄凝尊者二人都是大理崇圣寺的法师,而水目山的开山始祖普济师承道悟,身为高氏子弟的水目二祖、三祖是玄凝的弟子。代表段氏的皇家寺院崇圣寺与代表高氏的水目山,就如同玄凝与净妙澄、皎渊的关系—“师承关系”。水目山继承崇圣寺的思想体系,崇圣寺通过水目山发扬佛法,正如高氏要在段氏作为国主的前提下,以相国的身份发布政令,控制大理国的政权;段氏需要地方势力极强的权臣高氏统治大理国八府四郡。高氏极力鼓吹皎渊师承崇圣寺,证明其在水目山传承体系中的重要性,实为暗示自己与段氏在政治和宗教上相互依存、相互扶持的的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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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渊公碑》载:“利贞皇叔于公世,则谓阳之规,口达摩西来之口。祖祖相传,灯灯起焰。自汉暨于南国,口不失人。”这段话在学界造成了“密宗论”与“显宗论”的两派讨论。除了杨延福、张锡禄等学者持“密宗论”观点以外,多数学者持“显宗论”观点,主要有郑允昌等学者。有认为“达摩”是《宋高僧传·善无畏传》中提到的达摩鞠多,也有认为是禅宗始祖菩提达摩。然而在当时奉密教为国教的大理国,若断定水目山为禅宗一脉是毫无根据的,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水目山应该是显密双修而侧重修习禅宗。因此,普济、净妙澄和皎渊虽然出家于密教为主的崇圣寺,奉显密双修的密教大师为师,但在修习了一段时间,掌握并建立了一定的佛教体系后纷纷离开了崇圣寺,转至水目山,发展自己的理论和思想。他们在水目山自成一统,在显密双修的基础上更多地宣扬禅宗思想,并受到了皇室的支持,致使段氏在皎渊圆寂后,为其建塔并赐名“实际”,溢号“顿觉禅师”。与如此特别的水目山联系密切的高氏,作为大理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掌握着大理国从中央到地方的权力。《南诏源流纪要》载:“子泰明遵遗言,立正明之弟正淳,而段氏复兴……高泰明为相,赏罚政令皆由之,国人称为高国主。蛮诸来贡者,皆先褐相国。”其后的一百年中,情况基本如此。当时的大理国,赏罚的政令皆由高氏所出,进贡的使者首先拜褐的不是皇帝段氏而是相国高氏,可见作为相国的高氏,拥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高氏在政权上的独特地位,与侧重修习禅宗的水目山十分相似,二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成为了大理国历史上特别的存在。因此,高氏塑造与水目山的关系,正是为了凸显自己在权力与地位上的独特性和独立性。

    第三,高氏虽然世袭大理国相国,子孙遍封八府四郡,在地方上拥有强大的势力,然而,即使没有实权,段氏在王权上还是君主,占有神圣的宗教性身份。高氏虽然拥有权力上的身份,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与强大的地方资源,但只能成为辅佐皇室的宰相,无法同段氏一样拥有“君权佛授”的宗教性身份。因此高氏为寻求宗教上的合法性地位,一方面积极辅佐段氏,治理国家;另一方面在各地积极发展佛教,倾力将其所得资源投入在具有宗教教化意义的“建佛寺”“修经典”上,以弥补自己宗教性身份的不足。而高氏如此重视水目山,极力构建与水目山的关系,着重描述作为高氏子弟及水目三祖的皎渊禅师在水目山传承体系中的核心性与重要性,增加高氏家族继承皎渊法脉的内容,正是由于水目山帮助高氏建立了同宗教的关系,高氏自水目二祖、三祖到“公之族子”的传承性,使其在宗教上具有了合法性身份与神圣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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