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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士大夫排佛的先声

2020-04-24 13:55:23 点击数:

    魏晋以降,释道二教思想得到了较大程度的发展,在整个社会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汉武帝以来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日渐显现出式微的态势.到了唐代,更加由于统治阶级三教并尊的政策使得儒、释、道三家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鼎足而立,释、道二教被抬高到与儒家思想相同的地位,这本身就说明了儒家思想地位的下降.到了唐代中后期,儒家知识分子越发不能忍受这种状况继续甚至进一步发展下去,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被苏轼誉为“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日的韩愈.

    明代以后有“唐宋八大家”之称,此八人乃是古文运动之最突出者,而韩愈居其首。陈寅格先生以为唐代的古文运动之发起,源自于胡人(或汉化胡人)造成的安史之乱对于文人士大夫的冲击.此次大动乱使得文人士大夫们不禁联想起了周之四夷、五胡乱华之故事.故而,古文运动的中心思想即是“尊王攘夷”田.“韩柳二公之在唐,其倡为古文,每主文本于道,文道一贯之说”仁习.韩愈和柳宗元大力倡导的古文就是要将作文与儒家的“道”联系在一起.韩愈说他自己“好古之文,乃好古之道也”“,.另外,韩愈又倡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孟的道统.这些都是为了重振儒学,也就是陈寅格先生所谓的“尊王”。要想重振儒学,无外乎从提高儒学自身的适应能力和排低佛道二教(尤其是佛教)这两个方面下手。宋代理学的思想家们主要是从吸收佛教心性论等来充实、发展、改造儒家思想。韩愈则主要通过排佛来挽救儒家思想的式微,这便是“攘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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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愈在《论佛骨表》中说到:“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汉时流入中国,上古未尝有也”困“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佛乃夷狄之人,佛法是夷狄之法,与中国之制度大相径庭,故而排之。而且佛教所倡导的众生平等等思想又与儒家思想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思想有悖。在佛教于政治无益方面,韩愈以梁武帝三度舍身施佛,结果还是落得个“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Ll为例,于是就此得出“佛不足事”的结论。而且韩愈建议排佛的措施也是激烈的,所谓“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鳃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其亦庶乎其可也”((原道》).

    韩愈的排佛主要是从夷夏之辩,崇信佛教有害中国政治、伦理以及风俗等方面展开的。崇信佛教对于政治统治确实带来了一些危害,所以韩愈在被贬潮州之时始终认为谏迎佛骨是“欲为圣明除弊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的大义之举。最重要的是,韩愈以儒家道统的继承人自居,借排佛来重振儒学。宋代苏轼评价韩愈时说他“道济天下之溺”‘习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韩愈的排佛是具有代表意义的,一方面是对之前排佛的总结,另一方面也是开宋代排佛之先。

    既然了解了韩愈之所以排佛,就很容易解释韩愈在排佛的同时又喜与佛门大颠交往的现象了.排佛是基于自身儒家思想及官僚士大夫的本位考虑,而大颠长韩愈三十六岁,高僧大颠人格上的魅力则是促使两人交往的原因,与政治及儒道之争无关。更何况两人交往也并不是特别密切,相交不多,两人之间也仅几封书信往来而已。宋代士大夫不仅在尊儒排佛上对韩愈有所继承,而且在排佛的同时又喜与高僧大德交游这点上也与昌黎先生颇为相似。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钱穆先生才会说:“治宋学必始于唐,而以昌黎韩氏为之率”囚.

    相比于唐代中期以后因为胡人领藩镇等所带来的社会危机,赵宋政权受到的威胁则更大.终两宋之世,始终受到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威胁,先是辽与西夏,后是金和元.北宋政权就是在靖康之变后,二主被金人俘往北方而灭亡.南宋则是在元的攻打下,最后在1279年被灭。宋代士大夫就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国际环境下,不能不被如此严重的民族危机所触动。

    另外,五代时期的风气败坏,礼义廉耻的儒家伦常被破坏殆尽。在欧阳修看来,五代之内,得全节的士大夫只有三位,死事之臣十五位而已.反而倒是前后事十君的官场不倒翁冯道死后,“时人皆共称叹,以谓与孔子同寿”。宋继五代而立,社会风气巫待改善,于是宋代士大夫们要求“根据‘尧、舜、三王治人之道’重新建造政治、文化秩序.”(t1与韩愈相比,宋代士大夫在要求重振儒学的愿望方面要强烈的多,所以宋儒在排斥佛老上要走得更远、更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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