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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意象与佛教意象的特征比较

2020-04-24 12:51:08 点击数:

    诗歌意象与佛教意象在某些阶段之所以难以区分,还因为它们都具有意象的突出特征:直观性、情感性和象征性。意象是象与意的有机化合,它直接表现为“形象”。苏珊·朗格指出:“实际上,意象纯粹是虚幻的‘对象’。它的意义在于:我们并不用它作为我们索求某种有形的、实际的东西的向导,而是当作仅有直观属性与关联的统一整体。它除此而外别无他有,直观性是它整个存在。意象是将抽象的观念转化为具体可感的形象,以具体可感的形象来表达抽象的难以理解的事理,所以直观性极强。意象还具有指意性,也即象征性。黑格尔对象征曾有过严格的界定:“象征一般是直接呈现于感性观照的一种现成的外在事物,对这种外在事物并不直接就它本身来看,而是就它所暗示的一种较广泛较普遍的意义看。因此,我们在象征里应该分出两个因素,第一是意义,其次是这意义的表现。”苏珊·朗格也曾明确指出:“意象真正的功用是:它可作为抽象之物,可作为象征,即思想的荷载物。可见,意象是借助具体的“象”来表征意义,意象中思想意义总是隐藏在具体的物象背后,具有象征性。意象同时还具有情感性。意象之所以具有情感性,是因为在意象创构时总伴随着主体的情感作用,通常这种情感还比较强烈。在这种强烈情感的推动下,创作主体“神与物游”,主体客观化,客体主观化,“我和物的界限完全消灭,我没人大自然,大自然也没人我,我和大自然打成一气,在一块生展,在一块震颤。正因为意象创构时情感浓郁,文本意象才凝聚着情意,是情感的物化形态。文本意象的情感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积淀而成的主体情感内容;二是意象能唤起人们某种情感,并找到情感的“客观对应物”,呈现为可感可触的具体景象,从而能使人们通过具体景象来直接把握抽象的意义。总之,诗歌意象与佛教意象一样,都是直观的、象征的、情感的,也即主观和客观统一的,感性形象与理性内涵统一的。它们都直接呈现为感性的物象,理性融化在情感之中并隐蔽在物象之后。意象乃意与象合的产物,必然具有感性和理性的双重成分,而情感是融合感性和理性的催化剂和粘合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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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诗歌意象与佛教意象的特征有着明显的不同:诗歌追求意象的个性化而佛教则强调意象的类型化;诗歌意象因其个性化,而意义多样、模糊、不确定,佛教意象则因其类型化而意义固定。诗歌意象往往追求个性化的表达和创造。诗人往往都是最敏感的人,不仅有七情六欲,会深切地感受到生活的酸甜苦辣,而且他们的这种情感比一般人更复杂、更多样,也更富于个性。这种个性化的情感在表达时所找到的客观“对应物”也必然是个性化的。阿恩海姆指出:“一棵垂柳之所以看上去是悲哀的,并不是因为它看上去像是一个悲哀的人,而是因为垂柳枝条的形状、方向和柔软性本身就传递了一种被动下垂的表现J胜;那种将垂柳的结构与一个悲哀的人或悲哀的心理结构所进行的比较,却是在知觉到垂柳的表现性之后才进行的事情。诗歌意象正是在这种外物与心灵的相互触发中凝结而成的,外物与心灵的个性化也同时凝结成意象的个性化。纵观文学发展的历史,不难发现任何时代有成就的诗人所创造的诗歌意象都不是对其他诗人所创造的已有的意象的模仿或重复,而是具有个性化有个性化,才能具有审美价值。诗歌意象的个性化还带来了朦胧性、不确定性和多义性。意象表达的是诗人复杂而个性的情意,而这种表达又是通过语言文字符号间接进行的,所以具有朦胧性和不确定性。不同的人对同一意象的理解也会不同,于是诗人的自由思想和自由表达又引起意象的多义性。李白吟“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苏轼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这里李白的明月不同于苏轼的明月,更不同于其他人所写的明月,因为这里的明月意象是个性化的、朦胧的、不确定的,也正因此是审美的。佛教意象则不然。由于佛教徒一心向佛,思维具有指向性和局限性,情意都单纯而固定,“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尽管外在物象变化万千,但在他们眼里则“万古长空,一朝风月”,始终如一。寒山诗曰:“平生何所忧,此世随缘过。日月如逝川,光阴石中火。任你天地移,我畅岩中坐。”在这样的心境下,佛教徒创造的意象必然是类型化的,意义也必然是相对固定的。

    其实,上述不同表明了诗歌和佛教的不同指向:诗歌意象指向审美,佛教意象指向宗教。诗歌意象是诗人审美活动的结晶,是诗人用“诗意”之眼观照的产物,而且一经产生,便成了审美的对象;而佛教意象则是宗教活动的产物,是佛教徒以“法眼”看世界的结果,所以必然是宗教的对象。然而,诗歌意象和佛教意象之间的关系绝非如此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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