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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与审美:意象形成发展的两条途径和两种含义

2020-04-24 12:44:00 点击数:

    意象是中国首创的一个范畴。从语源及其本义来说,意象的形成有两条途径并形成了两种含义:在宗教和哲学方面,意象指以具体名物象征某种宗教和哲学意义的符号或符号系统;在艺术审美领域,意象用来指称艺术家主观情意与客观物象互相感发而创造出的具有双重意义的艺术形象。

    意象的宗教含义可追溯到《易经》。《易经》从自然界选取了天、地、山、泽、雷、风、水、火八种东西,创立了八种卦象,用来占卜吉凶。这里的卦象明显带有宗教巫术的特点。意象的哲学含义可以追溯到《易传》。《周易·系辞上》有云:“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啧,而拟诸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是故《易》有大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贵。”“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日:‘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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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象”在这里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天地自然垂示的物象如日月星辰,另一种是圣人效法天地而立的“象”:“圣人立象以尽意”,此“象”必然是“表意之象”。此处强调的是圣人所立之“象”,这个“象”已剥离了《易经》卦象所表现出的巫术宗教气息而指向哲学,是指用来表达某种抽象观念和哲理的形象。这可谓哲学意象概念的渊源。
    “意象”作为一个概念最早出现于汉代王充的《论衡》。((论衡·乱龙》有云:“夫画布熊靡之象,名布为侯,礼贵意象,示义取名也。”可见,此处“意象”继承了《易经》的观点,虽也是“表意之象”,以“熊糜之象”来象征某某侯爵的威严,但却更强调了意象的宗教意味。
    哲学意味的意象概念在魏晋之际的王弼那里得到突出并固定下来。王弼《周易略例·明象》有云:“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如象,尽象莫如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这里就肯定了意象的存在、意象的作用,并且强调了意为象本,象为意用,既承继了《易传》“圣人立象以尽意”的观念,又吸收了道家“大象无形”、“得意而忘言”的思想,调和了儒道两家在意象问题上的矛盾,使意象作为一个哲学概念得以完全确立。
    可见,从《易经》、《易传》到王弼《周易略例》,意象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系统,是对宇宙万物内在的特性和微妙道理的再现,凸显了以具体名物象征某种宗教或哲学意义的特征。
    意象作为一个艺术审美概念,可以追
溯到《文心雕龙》,刘解在《文心雕龙》中不仅提出了构思中的意象,而且分析了文本“意象”的表现特征,建构了完备的意象理论。《文心雕龙·神思》“独照之匠,窥意象
而运斤”可谓意象在我国古典诗学中的首次使用。此意象的提出虽受到如《庄子·秋水》所云的“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等思想观点的启发,但多的是对诗学传统的继承,如《尚书》中的“诗言志”,《诗经》的“赋、比、兴”,孔子的“兴、观、群、怨”,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等
等,已具有了独立独特的诗学含义,特指诗歌创作中创作主体在构思阶段头脑中所想象的形象,强调的是“意中之象”。刘斜不仅提出了创作构思时的意象概念,还对此种意象凝结在文本中的特征进行了论述。《比兴》篇曰:“比显而兴隐,……观夫兴之托喻,婉而成章。”《隐秀》篇讲得更为详切:“隐也者,文外之重旨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斯乃旧章之鳃绩,才情之嘉会也。夫隐之为体,义主文外,秘响傍通,伏采潜发,譬艾象之变互体,川读之楹珠玉也。(z〕在此,刘腮已经意识到意象是隐意和显象的统一,显象寄托隐含了诗人的主观情志,而寄托隐含的必然结果是具有了双重意义即重旨、复义,也就是在词的指称意之外还有一层意义,而这层意义才是作者所要表达的意义。这样,刘潞就较完备地分析了诗学意象概念的本质内涵,使诗学“意象”概念得以确立:意象是作家的主观情志(意)与客观对象(象)互相感发而创造出的具有双重意义(指称意和隐意)的艺术形象。这种文本意象的概念成了诗学分析中最有价值的概念之一,本文对意象的分析即侧重于文本意象。
    当然,还需进一步指出的是,刘耙诗学意象范畴的提出和完备建构,是在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才得以实现的。首先,汉代学者解经释骚的比兴说对他影响较大。郑众曰:“比者,比方于物”,“兴,托事于物”。郑玄曰:“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谈,取善事以劝谕之。"(3〕这两段话都指出了比兴是借助于客观外物来寄托主观情志的手法。王逸序《离骚》说:“《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候;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必妃佚女,以譬贤臣。”〔4〕王逸对这种新的比兴寄托手法的分析,是对意与象关系的进一步认识。其次,陆机有关“隐”、“曲”、“喻巧”等说法对刘斜意象说的提出和阐述也有直接影响。陆机《文赋》云:“或本隐以之显,或求易而得难”,“若夫丰约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适变,曲有微情”,“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朴而辞轻”,“石锰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可见,陆机认为有些词句看似粗拙,实则比喻巧妙,所以他提倡隐显统一,曲折委婉巧妙地抒写情志。
    另外,诗学意象范畴的提出和完备建构还和佛教思想的影响有关。六朝时,佛教思想开始活跃起来,佛教有关思想也影响到意象问题。佛教认为宇宙万象皆为空幻,是假有,僧肇《不真空论》有云:“如此,则万象虽殊,而不能自异;不能自异,故知象非真象,象非真象,故则虽象而非象,然则物我同根,是非一气,潜微幽隐,殆非群情之所尽。”正因为“象非真象”,所以不能执著于象,于是《般若无知论》曰:“究神尽智,极象外之谈。”佛教有关“象”的观点,与道家“得意忘言”思想有相似之处,佛道合流,强调了意象之主体的意,促进了诗学意象范畴的提出和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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