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公墓热线

最新文章

网站热门关键字

新闻资讯
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浦东公墓 » 海港陵园 » 最新文章 » 新闻资讯

佛教说话文学中《金刚经》灵异记与中国文学

2020-04-24 12:28:03 点击数:

    当然,日本佛教说话集中的故事恐怕并非直接取材于印度佛典。从前面的列表可以看出,除了个别出典不详之外,通过日本学者的考证,可以发现绝大多数故事来源于中国的佛教文学,诸如《三宝感应要略录》《冥报记》《金刚般若经集验记》等。这些还基本上直接出典,若宏观地看故事的类型,也大多可以从中国佛教文学中找到“亲戚”。另一方面,这些作品的作者也对于受中国文学影响也直言不讳,景戒在《日本灵异记》上卷序文中就曾写到:“昔漠地造冥报、大唐国作般若脸R}、何唯慎乎他国伍绿、弗信恐乎自土奇事。”可见其编撰该说话集是受到了唐代《冥报记》和《金刚般若经集验记》编撰的启发和影响。

    据笔者统计,中国的大型类书《太平J’‘记》在卷102-108中共辑录113则金刚经灵异类故事,这些故事也都出自中国的志怪小说和佛教类书等中国文献典籍。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宏观勾勒出两国故事的整体关联性。

    第一,故事类型的共通性。1.再生型。如卷102中的“赵文若”“赵文昌”“慕容文策”“赵文信”“袁志通”均属于再生型。这些故事的基本情节构架为生、死、再生。2.往生型。如卷103“张玄素”、卷104“于爬”、卷106“薛严”等属于往生型。3.转生型。如卷102“赵文若”、“赵文信”、卷107“吴可久”等均涉转生之事。4.祛病型。卷103“王陇”、卷107“强伯达”均属祛病之类。_5.发光型。卷104“长安县系囚”、卷107“于李回”、卷108“元初”等乃是发光型。上述这五种类型故事情节和叙述重点与说话文学中的同类故事有些许差异,但是在主要情节因子皆有共同之处,可见说话文学与中国文学紧密的关联性。当中日某些学者还在浩瀚的文字大海中仔细甄别故事的出典时,其实往往忽视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整体的影响。在中国故事中某一类型故事会出现在多种文献或多个故事中,古代日本僧人或文人看到的故事恐怕也并非是单一的,很可能是综合性的材料,这个时候,在考察故事的关联性之时,除了抓住个别关键点之外,我们要用宏观的视野关注总体影响。因此,若忽略两国文学在细节上的差异,日本佛教说话文学对中国文学的接受是总体的、宏观的、综合的。

                     上海公墓,海港陵园公墓,上海墓地,浦东公墓,

                         

    第二、叙述模式的相似性。首先,说话文学中开头大多交代时间、地点、人物。《日本灵异记》中往往用“某某天皇之世”、在“某某国某某郡”、有“某某人”的方式开头,而《今昔物语集》通常用“从前”或“某朝代”在“震旦”的“某某人”。在中国的文献典籍中同样是开篇就是“某朝”“某地”“某人”。这都体现了我国叙事文学中“史”的精神,当然从佛教文学的角度来说是强调事件的真实性。同时说明,中国的叙述样式规定或影响着日本佛教说话文学的叙述模式。其次故事展开方面,围绕主要人物与经典关系表现过程如出一辙,这一方面通常有三种。第一种是原本就信佛念经,第二种是临时抱佛脚应急念经,第三种是通过地狱体验之后发心念经。人物与经典发生关联的这三种样式穿插在故事的叙述进程中,是故事情节展开的代表性样式。最后结尾部分,大多以长寿、往生、归心、宣佛的事件为结局,完成了一个宣佛说教的过程。

    虽然日本说话集与印度佛典基本思想是一致的,但其外在形式与中国文学有着高度的相似性,而与佛典则显疏远。中国文学仿佛是架设在印度佛典和日本说话集之间的桥梁,起到了沟通和过渡的作用。特别是中国佛教文学对印度佛典进行了文化格义,使得印度文化特渐趋淡化。印度佛典形而上的抽象哲学经过中国文人的再阐释和再创作,编撰出一个个形而下的具体故事。而日本佛教说话文学则延续了中国文学的风格。那么中国文人对印度佛典是如何改造的呢?

    关于这一点,从后面引用的孟献忠所著《金刚般若经集验记》中可以窥得一二。具体言之,孟献忠的改造手法有如下儿种。

    首先,对佛典《金刚经》教义进行具体化阐释。《金刚经》对于持经诵经的功德极尽夸张之词:“须菩提,若三千大千世界所有诸须弥山王,如是等七宝聚,有人持用布施。若人以此般若波罗密经乃至四句倡等,受持读诵,为他人说,于前福德百分不及一,百千万亿分乃算数、譬喻所不能及。佛经先是大肆宣扬布施功德之巨,然后通过说这一福德不及百千万亿分之一,甚至连比喻都无法形容,进而凸显持诵该经典的功德。孟献忠则用了大量的排比和对句的形式加以具象化。                       

    其有一念净信,四揭受持。福无量而无边,广大件于法界;果不生而不灭,究竟等于虚空。故能使修罗之军,循声而远遁;波旬之骑,籍想而旋奔。钩爪锯牙,挫芒妞锐;洪涛烈火,息浪韬炎;厉气烟凝,毒不能害;交陈云合,刃不能伤。含识必该触类而长。亦由洪钟虚受,响无击而不扬;明镜高悬,物有来而斯见。则知幽显岱赞;释梵护持,百神由其侍卫。

    孟献忠虽然秉承了佛典中的“四倡受持,福无量无边”的基本思想,但却将佛经原有的模糊与笼统换成了一个个具体的实例。如,远离诸种兵灾贼难,躲避洪水烈火,能拒各种毒害,可通幽明且诸神加护等。这些如纲目一样的例子成为辑录后文中具体故事的基础。孟献忠的这一改造过程,是佛典向志怪小说和佛教类书转变过程中重要的作业。

    其次,借用中国典故阐释佛典教义。孟献忠对于佛法宏力分成了若干主题,对于“救护”思想在“救护篇”的序文中这样描述道:

    昔者鲁连谈笑而秦军自却,干木堰息而魏主获安。闻郑玄之名,群凶不入;惮太公之化,神女街悲。况乎象帝之先,法王之母。三明八正,待思而成;九恼六缠,因之而灭。无名无相,则万德俱圆;无取无行,则众功咸备。若持若诵,护国护身。投烈火而不然,溺层波而拒没。般若之力,其大矣哉!

    作者通过举出了战国时代的众多名士用非战手段化解战争的典故,进而引出佛教经典的救护的功能,并列举其“护国护身、投烈火而不然、溺层波而诅没”等具体救护类别。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佛经具有加护功能本身就不可思议,难以接受,所以作者利用中国人所熟知的本土典故对佛教教义进行一种过渡性的引入,使得读者在中国文化语境下比附式地理解佛典,这样避免了直接的文化冲突,令文化接受变得水到渠成。

    最后,以儒道释佛。佛教作为外来宗教,在进入中国初期便依附于中国传统宗教和思想。孟献忠在《金刚经般若经集验记》中同样是利用中国既有的道教和儒学思想解释佛教思想。在“延寿篇”的序文中写道:

    夫积善余庆,积恶余殃。李耳年为,入重玄之境;彭铿久寿,还游众妙之门,况乎不去不来,固超于三际;不生不灭,岂计于千龄。如能四揭受持,一念清信,积尘积劫,喻寿量而非多;无数无边,等虚空而共永。

      “夫积善余庆,积恶余殃”出自儒家经典《易经》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儒家的“积善”与佛教的“诸善奉行”内涵极为相似,而作者把“余庆”理解成为了善报,并进一步具体化为“延寿”。李耳为道家人物,“入重玄之境”为化仙升天,作者也把这种行为用佛教的逻辑进行阐发。彭铿即彭祖,是古代名厨,也是先秦传说中的仙人,因其长寿,后被道教尊为仙真。儒学和道教是中国本土文化最重要的内容,在古代人们中根深蒂固,作者借助佛教教义与哲学传统思想的某些相关相似之处进行比附,消除了文化隔阂,便于佛教思想的融合。

    周裕错关于“义解”与“语境”关系这样论道:“正如翻译一样,讲解也有语境问题。一方面,讲解者是按照自己的知识经验所理解的来讲,而这知识经验来自他生活的语境。另一方面,讲解者必须把自己的理解置入接受者(听者或读者)所在的生活语境中,使接受者借助于自己的经验来尽可能领悟。特别是一种外国宗教和学说刚刚被介绍进来,还缺乏相应的知识经验的铺垫,更不得不借助本土的学术思想底子去理解和阐释。对于早期的中国佛教讲师来说,就是把自己本土援用的儒道学说与印度佛教作比较,即所谓‘格义’‘配说’或‘连类”’。另外,《牟子理惑论》中牟子对有人提出佛经内容浩如大海,文辞美如锦绣,为什么要引用《诗》、《书》呢?牟子曰:“道为智者设,辨为达者通,书为晓者传,事为见者明。吾以予知其意,故引其事。可见,牟子充分意识到宣佛者要充分考虑受众的知识背景和文化积淀,以调整和改变自己的传播话语。同理,孟献忠以中国思想为基础,借用儒学和道教的典故及思想阐释佛教,恰恰是立足于中国佛教接受者的生活语境和文化背景。可以说,中国文化是一个巨大的熔炉,将外来佛教文化融入其中,佛教也因其与中国文化的融合才得以生根发芽,并结出新的文学果实。而日本佛教文学直接取自于融合后的中国文学,所以其本身就带有印度和中国文学的双重血统。中国文学在印度佛典与日本佛教说话文学中起到了桥梁的作用。

相关内容
在线留言
    网站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