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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生排佛,视为异端

2020-04-24 09:40:43 点击数:

    欧阳修写作《本论》,提出“修本论”。大致观点一是“尧、舜、三代之际,王政修明,礼仪之教充于天下,于此之时,虽有佛,无由而人”[3];二是三代之后,“王政缺,礼仪废……佛所以为吾患者,乘其缺废之时而来”;三是修本排佛,复兴王道,即“救之,莫若修其本以胜之”。欧阳修排佛一方面是因为佛教的出现扰乱了人们正常的生活秩序,因为有“为善之说”,所以对普通民众的迷惑性比较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欧阳修认为,佛教是夷狄文化,佛教的发展会威胁到儒家的正统地位。也因为这个原因,欧阳修被打上了排佛的标签。

    2010年山东大学崔路明在其硕士学位论文《欧阳修排佛思想研究》一文中,从“修本论”和“僻佛删史”两个方面对欧阳修反佛思想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认为欧阳修晚年并没有改变对佛教的基本立场。论文以北宋前期佛教与儒学的关系、宋初佛教的发展、庆历前后儒学的复兴、宋儒排佛的学术源流为立论背景,阐述了欧阳修儒学思想以及对佛教的批判。其中,作者也专设一个章节来辨析欧阳修晚年是否饭依佛教,探究“老年归释说”的由来,并最终认为欧阳修是终身排佛的。张明华的《理论、现实与修史实践—欧阳修的排佛理论及在<新五代史>撰写中的应用》则从欧阳修修《新五代史》时的相关褒贬与记载来说明他对于佛教的排斥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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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少人因为欧阳修自号“六一居士”而认为欧阳修在晚年倾向于佛教,但李黎《欧阳修“好名而欺心”辨析》‘)一文根据对于“居士”一词的辨析,认为欧阳修自始至终都是排佛的。作者就张商英在《护法论》所说:“修之编史也。唐之公卿好道者甚多,其与禅钠游有机缘事迹者,举皆削之。及其致仕也,以‘六一居士’而自称,何也?以‘居士’自称,则知有佛矣;知有而排之,则是好名而欺心耳,其为端人正士乎”加以反驳。作者李黎注意到:张商英认为欧阳修在编写《新唐书》的时候,删除一些唐代公卿和僧人交往的事迹,这显示了他的排佛思想,但是欧阳修在晚年辞官之后却以“居士”自称,可谓“好名而欺心”。李黎认为张商英指责欧阳修“好名而欺心”是不妥当的,尤其是以“居士”一词作为批驳的论据甚为不妥。他举了“居士”一词在佛语中的意思,并列举出中国早有的“居士”一词的含义,认为“居士”其实是指有德才而隐居不仕或未仕的人,从而说明称欧阳修“好名而欺心”是不对的。作者根据相关民俗的考察也进一步说明欧阳修给儿子取名叫“僧哥”是以贱名以期好养活之义,他反佛的观点一直都没有发生过变化。

    《欧阳修与北宋儒学运动》《庆历革新派反佛卫道与佛儒汇通及思想史意义》;《佛门演绎的故事—韩愈、欧阳修与佛教》f97均认为欧阳修从政治经济角度批评佛教与韩愈如出一辙,但是欧阳修的批判更有理论深度,是从和儒学的关系中来观照佛教。其中《欧阳修与北宋儒学运动》一文认为在战胜佛道的基础上建立新儒学理论体系是宋代儒学复兴运动的重大使命之一。《庆历革新派反佛卫道与佛儒汇通及思想史意义》提出欧阳修的反佛只是停留在政治经济等形而下的层面上,没有上升到理论高度。在政治经济方面,欧阳修是个坚定的排佛者,但是在个人情感上汇通佛儒,对佛教是宽容的态度。作者触及到了欧阳修反佛的实质性内容,并且也看到了欧阳修和僧人之间的交往,这一点是很值得赞赏的。与此相反,李承贵《欧阳修与佛教一兼论欧阳修佛教观特质及其对北宋儒学的影响》则更多地看到了欧阳修反佛的一面。

    如果可以根据《本论》中的一些观点就认为欧阳修是个坚定的排佛者,那么欧阳修晚年归释的说法也可以当作是成立的。在论证的过程中,寻找足以支撑自己观点的论据很重要,但是对于一些反向的论据加以忽视则有违学术严密性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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