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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屈原创作《离骚》的原因归结为“不平则鸣”,将自己编写《史记》的原因归结为“发愤著书”。笔者认为佛教剧作家们创作佛教剧也属于“不平则鸣”的范畴,是他们在身处困境时“发愤”所著的书。

    元代随着科举制的破坏,习儒文人们出仕为官的理想也随之如梦幻般破灭,化为了泡影,他们陷入了精神与现实所构造的双重困境中。《荐福碑》中张镐言:“如今这越聪明越受聪明苦,越痴呆越享了痴呆福,越糊突越有了糊突富”。这句话正是元代沉沦社会下层的广大文人士子们生存处境的真实写照。他们虽然饱读诗书,却过着“冻杀我也论语篇、孟子解、毛诗注,饿杀我也尚书云、周易解、春秋疏”的饥寒交迫的生活。他们所过的这种忍饥挨饿的悲惨生活与广大穷苦百姓的食不裹腹的生活无二无别,他们真正成为广大社会底层民众中的一员。长期的社会底层生活,使他们有机会接触同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广大民众,因此他们对元代百姓的苦难生活不仅仅停留在感同身受的层面上,而是有了切身的经历和感悟。毕竟他们是饱读圣贤书的一群人,他们所尊崇的先贤们早己将“君拭,臣不讨贼,非臣也,不复仇,非子也”fiil的观念根植于了他们的内心深处,所以他们在面对黑暗现实的同时,更多了一层思考,也因之多了一层颇为无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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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儒家传统思想文化教育的元代习儒文人们,在他们的人生道路上,注定一生要与“穷”相伴而行,而与“通”却只能擦肩而过。虽然他们并没有放弃对儒家“家国天下”的人生目标的追求,但现实是残酷的,他们既无力独善其身,更无能也无机会兼善天下,他们甚至没有能力解决自己及家人的温饱。因此他们在与元代苦难深重的广大劳动民众遭受相同的苦难的同时,更多了一层家国天下的责任感和不能承负这一责任的无力感。在这种使命感与无力感的驱使下,他们极易对科举制发达的宋王朝产生怀念,也更易对废止科举制的元王朝产生不满。所有这些不满与怀念郁积于胸,久而久之,日渐增多,使他们不得不诉诸笔端,指点江山,指斥现实,抨击黑暗,抒发胸中的怨葱,表达他们对社会人生的看法和态度,探索改善社会风气的道路。元杂剧中的佛教剧,正是元杂剧作家们抒发胸中郁闷的产物,是佛教剧作家们身处黑暗现实时的发愤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