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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剧中所表现的因果报应思想与佛教所主张的因果报应思想之间存在着相背离的一面,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在是否存在一个决定人的命运的外在主体方面,佛教剧与佛教之间有着不同的观点。元杂剧中的佛教剧所宣扬的因果报应思想,都建立在神佛奖惩的基础之上,认为人和那些低级神的命运都处在神佛的掌握之下,人和这些低级神根本无法把握、改变自己的命运,只能由佛和高级神任意摆布。剧中的神佛常常对恶人施以惩罚,使其由富贵变得贫穷下贱,对善人则施以奖励,使其由贫贱变得富贵,有的佛教剧作家甚至直接安排神佛来掌管人物的命运。如《看钱奴》中的增福神“掌管人间生死贵贱高下六科之事,十八地狱,七十四司”。增福神的权力之大,足可决定世间人的命运,他有权将富有的周荣祖的财产借给贫穷的贾仁享用二十年,将原本是一个“吃了早起的,无那晚夕的”,专给人做全土工的穷贾儿贾仁,一夜之间变成一个“有万贯家财,鸦飞不过的田产物业,油磨坊,解典库,金银珠翠,绩罗缎匹,不知其数”的富甲一方的大财主。也有权将祖上信佛建庙,合受三辈阴功的周荣祖,因其父不信佛,一念之差拆毁了佛院,而折罚得家产尽失,以致于沦落街头,卖掉亲生骨肉,靠乞讨为生。剧中增福神明白地说:“神明若不报应,积善不如作恶”。此类宣扬神明报应的语言,也多次出现在其它佛教剧中,如《东窗事犯》中地藏王菩萨所化的呆行者在发觉秦桧害岳飞父子一事时唱道:“休言神明不报,只争来早来迟。佛教剧中此类宣扬神佛报应的言辞无不说明,人的祸福命运完全掌握在神明的手中,人无法自主把握自己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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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剧中的神佛不仅掌握着凡人的生死祸福,而且主宰着天界神仙的命运,神佛动辄惩罚那些犯了错或起了一念凡心的神到人间投胎做人,让其饱尝人间的种种苦难。《忍字记》中的上方贪狼星,不听佛讲经说法,起了一念思凡之心,被佛罚往下方汁梁刘氏门中,投胎托化为刘君佐。《度柳翠》中观音菩萨净瓶中的柳枝,也因偶污微尘,被罚往人间做妓女填还宿债。《西游记》中的鬼母若不饭依三宝,佛就罚她到永不能超脱轮回的鄂都受罪。《西游记》中的南海火龙,因行雨迟了,玉帝就要将其斩首,幸被慈悲的观音菩萨救了一命,才得以免遭杀身之祸;恒河中的沙和尚本为玉帝殿前的卷帘侍卫,因带酒思凡,便被玉帝罚往恒河中推沙受罪。这些因犯错而被玉帝或佛惩罚的神,他们的命运被更高一级的神灵控制,他们也如凡间的人一样,无力把握自己的命运,任凭神佛对他们随意摆布。

    可见,佛教剧中,不管是人间的凡人,还是神界的神仙,神佛对他们的命运都具有生杀予夺的大权。神佛根据人和神的善恶行为,相应地施予或剥夺其福祸,人和神在神佛的操纵下,完全失去了自主性,命运完全被神佛所控制。这种由神佛掌握众生命运的因果报应观点,在道教典籍中可以找到其思想依据。道教的《太上感应篇》写道:“天地有司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刑祸随之,喜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与佛教剧所宣扬的道教的因果报应思想不同的是,佛教认为,人一生的吉凶祸福是完全由其善恶业自然感得的,而非外在的神所决定的。佛教《五苦章句经》说:“如来众经禁戒律法……教众生有二要。何谓为二?一者,作是得是;二者,不作是不得是。三界五道,罪垢苦恼,不离于作。一切无横,非天授与,亦非鬼神,亦非帝王,亦非父母,亦非沙门、梵志授与。所作罪福,如影随形,如响应声,不失如毛发者也。可见,在是否存在一个决定众生命运的外在力量方面,佛教否认神佛掌握众生命运的观点,坚持众生是自身命运的主宰者的观点,而道教却认为人的命运掌握在天地司过之神的手中。因此佛教剧所表现的神佛奖惩思想属于道教因果报应思想的范畴,却不属于佛教因果报应思想体系之内。

    第二,在先人言行是否会影响其子孙后代的命运方面,佛教剧与佛经本义之间存在着分歧。在佛教剧中,神佛不仅有权根据一个人的善恶行为决定其单个人的命运,而且还有权根据这个人的善恶行为奖惩其子孙后代,使行善者的子孙后代得到福报,使做恶者的子孙后代遭受灾殃,甚至使罪大恶极者遭受断子绝孙的恶报。如《老生儿》中,作家把刘从善六十岁尚无子的原因描写为其往常经商做生意时,瞒心昧己,好贿贪财,不肯与人为善所致。出于对延续香火的渴望,刘从善在认识到自己往昔“做家呵武分外,今日着我无儿呵绝后代,可不这铿吝呵招灾祸,若是肯慈悲呵也不到的生患害之后,便发心“散钱波把穷民来济,悔罪波将神灵来告”,目的是“要问天公赎买一个儿”。刘从善相信只要他“再不去图私利狠心的放解”再不去惹官司瞒心儿举债”,老天一定会让他“一天好事奔人来”。作家在剧中描写了刘从善前后不同的善恶言行及其由此而产生的前后迥异的命运,借此传达出这样一个理念:人应多行善事,广为儿孙积德积福,否则便会牵连儿孙遭受恶报。在同一剧本中,刘从善的侄子刘引孙在清明节祭拜父母时的一段话,直接表达了造作善恶业的个人会连累儿孙受报的观点。

    想您两口儿在生时,倚仗着公公婆婆的爱,您要了伯伯、伯娘的便宜;你便死了,今日都折乏在我身上。父亲、母亲,(诗云)我为甚么说十分惺惺使九分,留着一分与儿孙。则为你十分惺惺都使尽,今日个折乏的后代儿孙不如人来。祖上积德,儿孙受庇荫,祖上做恶事,会连累儿孙受惩罚的观点,在此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由神佛根据人的善恶行为来决定其子孙后代命运的因果报应观点,来自于道教的“承负”说。道教《太平经》对道教的因果报应思想作了如下解释,“然,承者为前,负者为后。承者,乃谓先人本承天心而行,小小失之,不自知,用日积久,相聚为多,今后生人反无辜蒙其过滴,连传被其灾。故前为承,后为负也。负者,流灾亦不由一人之治,比连不平,前后更相负,故名之为负。负者,乃先人负于后生者也”[52]。与道教所主张的先人善恶可影响子孙命运的因果报应观点不同的是,佛教认为,“心作天,心作人,心作鬼神畜生地狱,皆心所为也,从心行得起诸法,心作识,识作意,意转入心。心也者,取为长。心志为行,行作为命。贤愚在行,寿夭在命。夫志行命三者,相须所作好恶,身自当之。父作不善,子不代受。子作不善,父亦不受。善自获福,恶自受殃”。可见佛道二教在祖上做恶是否会影响儿孙受报这一观点上,是持完全不同的态度的,我们由此也可看出道教因果报应思想对佛教剧的影响。
    总之,佛教剧所宣扬的因果报应思想属于道教思想体系的范畴,并非佛教因果报应思想体系的范围。这一现象引发我们不得不去思考其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