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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统治者对佛教的支持

2020-04-23 11:29:08 点击数:

    元统治者对杂剧所设的严苛法令,与对佛教的宽松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佛教不是严厉禁止或设种种限制条件,而是大力支持和推崇。

    佛教在元代拥有相当高的政治地位,在元代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居宗教界之首。据《元史·释老传》记载:“元兴崇尚释氏,而帝师之盛,尤不可与古昔同语。这说明元朝在统一之初就特别重视佛教。元世祖忽必烈曾于中统元年迎藏传佛教法师八思巴为国师,并赐八思巴为大宝法王,此后帝师制一直延续到元朝灭亡。帝师不但在全国佛教界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且在元王朝的政治生活中也享有特权。据记载,“元起朔方,固己崇尚释教,及得西域,世祖以其地广而险远,民犷而好斗,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县土番之地,设官分职,而领之于帝师。乃立宣政院,其为使位居第二者,必以僧为之,出帝师所辟举,而总其政于内者,帅臣以下,亦必僧俗并用,而军民通摄。于是帝师之命,与诏救并行于西土。这段历史记载说明,帝师在西番不但是宗教界的领袖,而且是当地的最高行政长官。在崇奉佛教的元世祖的推崇与保护下,帝师在全国拥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特殊地位,“虽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为之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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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但作为藏传佛教最高代表的帝师在全国享有很高的礼遇,就连汉传佛教界的高僧也因皇帝崇奉佛教而地位大大提高。元朝历代皇帝常常授予僧人以非常高的官职,《元史仁宗纪》载,仁宗延佑六年(1039)特授僧人文吉祥荣禄大夫、大司空,加大司徒,开府仪同三司。象这样以三司的高位授予僧人,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世祖也曾“命僧子聪同议枢密院事。诏子聪复其姓刘氏,易名秉忠,拜太保,参领中书省事”。虽然只有极少数佛教界的高僧会得到如此高的殊荣,但元帝王对佛教的优惠政策,同样惠及了佛教的普通僧人,他们享有远远高于普通百姓的特权,是当时社会上的一个特权阶层。元代法律规定“凡民殴西僧者,截其手;譬之者,断其舌”。佛教僧人不但享有政治特权,而且拥有经济特权。如世祖时,曾下令“除僧租赋,禁扰寺宇者”“诏听僧食盐不输课”。成宗时“复免僧人租”。帝师地位之高,元王朝对佛教的崇奉之甚,僧人地位之特殊,由此也可略见一斑。

    元统治者不仅在政治上大力提倡支持佛教,而且常常在经济上对佛教僧人和寺院加以赏赐,以支持佛教的发展与传播。元朝历代皇帝每年作佛事,不惜财力与物力,耗资巨大,朝廷用于作佛事的费用“岁费千万”“延裕四年,宣徽使会每岁内廷佛事所供,其费以斤数者,用面四十三万九千五百,油七万九千、酥二万一千八百七十、蜜二万七千三百。至元二年世祖“赐僧子聪怀孟、邢州田各五十顷。皇庆六年三月,仁宗“赐大兴教寺僧斋食钞二万锭”。天历二年,“皇后以银五万两,助建大承天护圣寺”。毋庸置疑,元帝王在经济上对佛教僧人和寺院的供养,是毫不吝音的。我们由此也可看出:元统治者对佛教僧人和寺院的经济支持,相对于其它宗教而言,在有元一代也是绝无仅有的。

    参与元王朝政治生活的佛教僧人,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力、对朝政的干预力度,在元以前的历史上也是极为少见的。如元朝“每岁必因好事奏释轻重囚徒,以为福利,虽大如阿里,间帅如别沙儿等,莫不假是以免其诛。宣政院参议李良弼,受财誓官,直以帝师之言而纵之。其余杀人之盗,作奸之徒,黄缘幸免者多。至或取空名宣救以为布施,而任其人,可谓滥矣。元统治者每年为祈福做佛事,必按佛教的要求大赦囚徒,被赦的囚徒中,既有罪轻的犯人,也有那些罪大恶极、按法当诛的亡命之徒。这一方面反映了元代司法制度的混乱,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佛教对国家司法的干预力度,即达到了可掌握民众的生杀大权、决定民众命运的地步。
    由上述元统治者对佛教的扶持政策和佛教僧人在元代社会中的影响可见,佛教思想是元代社会的主导思想,是元统治者对民众进行思想控制的主要手段。虽然元统治阶级也从法律的高度对佛教徒的宗教活动进行了限制,但那些限制佛教的政策与扶持佛教的政策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不值一提。佛教之所以会受到元统治者如此的青睐,无非是因为佛教所主张的因果报应思想、忍辱思想,有利于统治阶级安抚民众的反抗情绪、强化民众安于现状和忍受苦难的心理,有利于维护元代社会政治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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