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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作为外来宗教文化,它们在其传播过程中能否处理好本土化问题,既是其能否顺利传播的主要内因,更是其成败亡衰的关键所在。

    1.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及其本土化

    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是多民族融合的结果。早期的“诸夏”范围较小,周边有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之说,后来逐步扩大,仍有先秦时期的夷夏之辩。中华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也是多元融合的结果。春秋时期秦楚吴越还被视为异类,后来诸夏文化越出中原包括了秦楚吴越优秀文化,形成了内容丰富的中华文化。但是,作为一种地道的外来文化,佛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传人的第一家。

    自东汉传人中国的佛教,在精神信仰和理论思辨上都比当时的儒教和道教丰富,但中华文化对其受容和吸纳仍经历了一个十分曲折的过程。儒佛之争,起于汉末牟融的《理惑论》,它基本上以孔孟思想为标准,最后归结为夷夏之辩。到了东晋南北朝争论开始公开并日趋激烈。排佛代表人物认为,在经济上,佛教寺院经济发展有损国家财政收人,会导致不务农桑,空谈彼岸,堕本勤末;在政治上,佛门人物奔走宫门,结交权贵,僧尼干政,将酿成大祸;在种族上,佛教乃夷人之教,诸夏不应信奉;在道德上,佛教主张出家,破坏了家庭伦常关系,毁伤了家庭亲情原则;在理论上,则把与佛教的争论扩展到有神论与无神论之争的新水平。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虽然历经沧桑,受到排拒,但由于一些高僧在引进佛学过程中注重本土化并作了持续不断的努力,千年间共译出佛经论典近六千卷,传世力作也有四五千卷之多。特别是禅宗在促进佛教本土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最后佛教终于为中华文化所受容,它影响并对发展中华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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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及其本土化
    基督教的传人从唐时“景教”算起共有四次,1300多年的在华传播反映了基督教与中华文化相互接触、交流、碰撞和融合的漫长历史和独特意义。
    在前两次的传播过程中,一次是唐代的“景教”,一次是元代的“也里可温教”。第一次传播历经200多年,直到武宗崇道毁佛,下令灭教结束。第二次传播同新建立的元朝一起人主中原,但也随着1368年元朝的覆灭而中止。这两次传播都是在西方宗教改革之前,基督教(新教)尚未产生时发生的。
    第三次传播时期是明末清初天主教各修会为主的传人,后来基督教(新教)也有传人。在传人过程中,由于一方面受到中国上层抵制,另一方面在传教士内部又产生传教策略上的分歧,因而最终以中国禁教、罗马教皇维护教皇权威而告结束,第三次传播所取得的成果亦付诸东流。
    第四次传播时期是鸦片战争前后,这次传播使基督教、天主教等凭借战后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大量涌人并获得立足和发展。伴随中西经济、政治上的冲突,中西思想文化上的交流和碰撞亦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基督宗教在中西文化发展和交流中占有十分重要地位。它一方面上承希伯来文明和古希腊文明,另一方面又下启西方近现代文明和发展,是西方文明的核心内容和精神支柱。基督宗教在华的真正传播是19世纪初,至今不足200年,但其传播迅速,影响广远,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加大了传播力度并注重本土化包装,因而使其在全球化形势下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影响。
    3.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及其本土化
    伊斯兰教的传人也自唐代始,其间也有一千多年历史。伊斯兰教传人中国主要有两条路线,一是陆路交通干线,即由长安经安西人西域道再进人波斯;二是海路交通干线,即由广州经太平洋和印度洋进人波斯湾再至巴格达。另外还有一条是西南丝绸之路,但影响较小,且一度阻隔。
    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不同于伊斯兰教在其他地方的传播,它不是依靠军事征服而是依靠和平的经济商务活动和移民迁徙定居进行的。依托古丝绸之路,伊斯兰教伴随商务经济活动源源不断地传播到中国。同时,随着迁徙、留居和通婚的扩大,伊斯兰教获得了更进一步的传播和发展,以至有“元时回回遍天下”的兴旺景象。可以说,伊斯兰教对回民族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甚至可以说,以宗教为纽带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作为一种外来宗教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影响,伊斯兰教与佛教和基督教相比所不同的是,佛教和基督教在整体上影响着中华文化,但二者程度有所不同;伊斯兰教则部分影响着中国的某些民族和它们的文化,但影响程度较深。
    伊斯兰教本土化包含了伊斯兰教回民化或回民伊斯兰教化,此外还包括了文化教义与中华文化的结合与渗透。早期定居中国的伊斯兰后裔无法阅读阿拉伯文经书,于是产生了用中文并同中国经书相结合的伊斯兰经堂教育。在这一过程中,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注重仪轨教理的重新改造,主张伊斯兰教与儒教“教理同源”,“二教互补”,因而逐步完成了伊斯兰教的儒学化过程,成为中华民族大文化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