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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汉代佛教教育的初兴

2020-04-21 13:13:47 点击数:

一、伊存授经

    关于佛教传华尤可确信的史料是《三国志·魏志·东夷传》注引三国时魏国鱼豢的《魏略·西域传》上的一段记载:“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此段史料除了说明在西汉末时佛教已经传人了汉地之外,还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中国佛教教育起端的两个特点:首先,中国佛教教育一经出现便影响到了上层知识分子阶层。西汉的博士制度自汉武帝时专为儒家经典的传授所设。凡通一经大师,经朝廷首肯尊为博士,他所传授的经说,便可为师法。而由他的弟子加以章句形成的小流派,便可为家法。演绎下去,便造成“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的局面,为冲破门户之见,接收外来思想文化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此外,从董仲舒开始的神学化的儒学思想,到西汉未年,有了恶性发展,俄纬迷信广泛流传,而佛教《本起经》、《本行经》之类的佛经在叙述佛陀一生的故事上也充满了神秘的宗教意味,如说佛的出生是其母梦白象而孕等,这种宗教性的渲染,恰与当时俄纬盛行的神秘主义气氛相吻合,予以了佛教教育产生的精神土壤;再者,由于官学的发展,汉武帝时博士弟子已达三千人之多,使得教师少、讲堂少的矛盾突出,于是,太学的教育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一为安排正式课程,称为“正业”,一为增加课外的自修,称为“居学”。允许博士弟子向校外的学者讨教学习,这类举措客观上也为接受经学之外的思想文化提供了制度上的条件。因此,作为国家官学系统的学生—“博士弟子”学习《浮屠经》,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便是很自然的事情了。但这时的佛教教育主要应该是由往来于汉地与西域间的使节官员来实施的,正如史料中所记载的“大月氏使伊存”一样。而且这时的佛教教育应该只是对一种神秘主义的宗教内容的介绍而已,时人并未把它当作一种知识文化系统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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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口授佛经是当时佛教教育的基本方法。佛法的流传以及佛教的弘扬,不只是信仰不可知的神异,而是通过理性的疏导,对于佛陀言教的信受奉行。当佛陀开始其漫长的弘法里程,奔走于摩揭陀、跋首等国家,一腔热忱地度化众生时,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当时还少有用文字记录思想的习惯,佛陀说法也较多采用易于记诵的韵文形式口耳相传。这种口授佛经的教育方式也是我国古代佛教教育初兴时采用的传统方法。因为在佛典还未被介绍、翻译出来时,全凭口头诵传,这与西汉太学从师口授的方法相契。我国早期译经,也多从口授。这种口授的教学方法与太学教学方式相结合,在以后的译经传播过程中,便形成了口授实录的中国早期佛教教育的基本特征。

二、译经讲学

    佛教从汉时传人中国,佛经的翻译事业也随之而起,佛教在东汉的发展,基本上就是依靠佛经的传译和讲习为媒介,并且在以后佛教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形成了佛教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

    当佛教教育开始在华夏大地传播,大批西域或天竺学问僧便接踵而来,开始了初具规模的佛经传译活动。这一时期的佛经翻译,是由这些外国僧侣用口诵出梵文或胡语,然后再行翻译。这一方面是由于天竺的习惯注重口授,师弟辗转相传,“不听载文”;一方面也是由于书写的困难,还不能做到兼通华梵语言。这一时期口授梵文或手执梵本的译主,大都不通汉语,而中土信徒也多不能华梵兼通,因此在开初的佛经翻译中相互合作,是自然而又必要的。一般由外来僧人担当口授,由华人任笔记。这种合作的传统,构成后世中国佛教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质上的意义就在于,形成了中国佛教教育中一个鲜明的特征:讲学以译经。

    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译经工作只是在布教修道之暇偶尔从事,仅仅是私人翻译的阶段,因此在组织上并不完备。加之外僧不谙汉语,甚至对佛教义理的了解也很有限,当时又没有原典文字为依据,便只是根据他们口述大意,由中国人记录为文字。正如后来赞宁形容说:“初则梵客华僧,听言揣意……咫尺千里,靓而难通。”这样,译文必然是很粗陋的。但这一时期作为译经初始期,其功绩却不可低估。这是翻译实践的探索期,正是通过这些拙朴的译文,中国才开始了佛教教育的探索与开拓。佛教译典的出现,使佛教教育有了基础教材,佛教学者编译佛经,又为佛教教育提供了通俗教材,在译经讲经过程中出现的对佛经的注疏,推动了佛教教育的普及与发展,拓宽了佛教教育内容的范围,译经作为佛教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自佛教传人中国时起,直至隋唐时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佛教教育思想体系,一直发挥着独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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