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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佛教寺院“图书馆”贡献

2020-04-13 13:39:17 点击数:

    一、保存了大量的文化典籍

    在所有的寺院藏书中,佛教的图书所占比例约占90%以上。这此佛教文献类型多样,包括大藏之外的单本译经、大藏、大藏之外的中国僧人撰著等典籍。另有不到10%的非佛教图书,大致有常见的经、史、子、集四部书,志书、医书道教等其他宗教图书。寺院所藏佛教类图书大多来源自译著、自购买、自抄刻、请赠、信徒施经、配补和政府颁赠等,但大多还是在僧俗两界所进行的写经、译经、刻经雕藏,经久不衰,才使得寺院藏书独其风格。流传到今天的佛教典籍中,对奉持佛典其有无限功德的记述很多,因功德心理而对佛教经典的个人崇拜,在汉传佛教的民众佛教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于是,写经造藏也就很自然地成为宗教生活的一件大事。因此,寺院中保存了一大批中国僧人著作和非佛教图书,为我们了解和研究佛教奠定了基础,为中国佛教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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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推动了佛教教育的发展

    中国古代佛教寺院藏书在其发展过程中虽屡遭废寺之灾而不消亡,代代相传,护法捐赠之人比比皆是,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寺院藏书中佛教图书所记载和论述的佛学义理已深入人心,由此可见,佛教教育在佛教传播中显得尤为重要。自古以来,很多寺院都曾设立过寺学,兼授僧俗生徒,不但培养出刘耙、陆羽等一批其有深厚佛学知识的名人,就连后来的王播、范仲淹、吕蒙正也曾在寺院中借读,与丰富的寺院藏书结下了不解之缘。唐代敦煌地区尤为重视寺学教育,十六所佛寺中有十一所招生授业。寺学的教授内容,除佛教知识外,还有儒经、史籍、文字书算、诗词歌赋等等,不少僧人因从小学习六经、老庄,因此寺院中一般也备有诸如文字学、音韵学、训话学之类字典、辞典等工其书和其他反映时代学术水平、学术重点的非佛教著作。凡在寺院中接受过佛教教育的人,对于佛教三宝的尊崇与维护都是极其虔诚的。所以,寺院藏书推动了佛教教育的发展,而佛教教育又使得寺院藏书代代相传。

    三、丰富了中国古典目录学的内容

    我国佛经目录的编制开始于晋代,发展于南北朝时期,隋唐两代进入佛经目录编制的繁盛时期。因为寺院藏书时常需要清点、整理、配补、编目,由此而产生了近二百部目录,占中国古代目录总数的四分之一左右。这批目录,无论在目录类型、分类体系、收录范围、著录为一式,还是在目录编制者的历史感及对目录功用的认识为一面都极其特色,如梁僧佑《出三藏记集》的集序为一法,为后代古籍目录的辑录体解题的出现树立了楷模;阮孝绪在《匕录》中第一次正式给佛经设立“佛法录”,成为综合目录匕分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代智升发明的大藏经按千字文排序的为一法,对后世道教藏书及公私藏书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因此可以这么说,隋唐以来的佛教目录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同时代普通目录的成就,大大丰富了中国古典目录学的研究内容。

    四、推动了图书载体的进步
    纸张的出现源于汉代,早期的龟甲、兽骨、竹木等笨重图书载体逐渐被淘汰,代之以纸、帛等轻便载体的出现。然而帛书贵重而纸书低廉,皇室贵族为追求豪奢往往选择帛书作为收藏对象而对纸书不以为意。佛教传入后,由于初始阶段不为社会所重,因此,大量的译经只能选择低廉而易得的纸张作载体进行笔录和抄写。随着佛教势力和影响的不断扩大,经书地位的日渐提高,社会供养的逐步增加,经书也有可能用缴帛抄写,但在功德心理支配下的几乎全社会的抄写、供养佛经活动仍以纸写佛经作为主流。纸写本佛经的流行,逐渐改变了社会对帛书与纸书贵贱的观念,加之与其他形式的载体相比较,纸书轻便、价廉、易得、易书写、易阅读,所占空间小,自然会取代其他载体,成为社会图书的主要载体形式。
    五、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
    由佛经翻译而引发的中外及国内各民族各地区间的文化交流,使佛教寺院藏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和文明史上占有重要一席。佛教寺院藏书中的主要典籍,诸如经、律、论、集、传等,很多是由早期来华的印度及西域高僧依其所携经卷翻译而成。译经活动促进了佛教文化的传播,丰富了中原汉上文化典籍的内容与类型。以法显、亥类为代表的西行取经的中国僧徒,在带回并译出印度佛学经典的同时,也异域传播了古老中华悠久而深厚的文明。不仅如此,在整个佛教发展史上,汉文大藏传至朝鲜、日本等邻国者屡见不鲜,在海外保存完好的汉文大藏也使中国佛教发展脉落有亦可循。在我们今天看来,流传出去的不仅仅是佛经佛典教义教理,伴随其中的更有大量中国古代的文学、史学和哲学思想,雕版印刷、绘画、造纸等科学技术乃至整个中华文明。而转译自印度佛藏中的“五明公学”、“内明”、医为一明”、“因明”、  “声明”、“工巧明”等等,也对中国的哲学、医学、逻辑学、声韵学和雕造技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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