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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佛教入世转向的原因

2020-04-07 14:52:59 点击数:

    晚明佛门的人世转向,其实质是佛门偏离传统的上层精英路线、而强调融人现实社会,关注庶民百姓生活。尽管佛教传人中土以来,便一直有不断世俗化,积极介人现实的倾向,与印度本土强调苦行、遁世的原始佛教大异其趣。但晚明佛门的人世转向更加明显,这是朱明王朝皇权空前集中的结果,与佛门内部僧伽制度的变革有关,也与当时士绅阶层的支持相关。

    明朝处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政治上的突出特征便是皇权的进一步集中。1380年,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了垂相职位及其秘书顾问,”虽然皇帝的能力和功能在中国人关于君主制的观念中是固有的,但在明代,这种范围在执行中的制度化程度却是空前未有的。膨胀的皇权挤压了士大夫干预政事的空间,使士大夫放弃了“得君行道”的上行线路。明代皇权的集中与专制达到了空前的地步,这种集中的恶果之一便是逼迫知识阶层(不仅包括儒家士大夫,也包括佛门的高僧大德,因为佛门与官府一直有着密切关联。)放弃上层精英路线,而逐步将注意力转移到民间社会方面,‘唯有如此转变,他们才能绕开专制的锋芒,从民间社会方面去开辟新天地。知识精英开始将眼光更多的投向民间社会,更多的与日益庞大的商人集团交流互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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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中晚期集中的皇权,同时也导致了宦官专权,使得中央政府对社会控制力减弱。正德年间(1506一1521)"宦官专制时期,政由贿成、宦官贪污和贿赂的现象相当普遍,并且日趋严重..cue.皇帝的昏庸、统治阶层的腐败、宦官把持朝政,使得各级政府的行政效率也随之降低,从而导致了封建王朝对社会控制能力的减弱。明初洪武年间官府规定三年一次出给度煤,1391年更明确的规定:“凡僧道、府不得过四十人,州三十人,县二十人。民年非四十以上.女非五十以上,不得出家。.明初对出家如此严格的规定,但到了嘉靖年间,度牌泛滥1官府对佛教的管控大为放松。统治者对社会管控的放松。为佛教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明代后期佛教发展的势头役能在统治者那里找到可靠的挂搭处,而是伸向了士阶层和民俗社会。明代皇权的进一步集中,使得朝廷政治生态恶化,从而刺激了佛教朝着下层社会渗透,这是晚明佛教世俗化转向的原因之一。

    晚明佛教世俗化转向原因之二.是佛教内部僧伽制度的变革。佛门寺院和僧侣因各自承担的功能不同,有着不同的划分。这种划分,在元朝就已出现。“天下寺院之领于内外宣政院‘日禅、日教、臼律。则固各守其业。”卿)到了明代,太祖朱元璋对佛门组织进行了新的变革,从制度上将佛教寺、僧分为禅、讲、教三类;从讲习内容上,又主张融合诸宗学说。太祖下令讲习《心经》等三经“钦定经典并非各宗派根本经典,使讲僧振兴唐代旧宗派的意识淡薄了。他们多以融合诸宗学说为特色,专弘某一派或某一经的人极少。一来自官府的这种变革要求,加速了禅宗与其他流派,特别是净土宗的融合。一念佛之法门风靡天下,禅师之兼净业者多.形成一代之风潮。有明一代,禅宗向净土的转变,与明政府倡导的诸宗融合的政策有关。

    与此同时,佛门僧伽制度进行了“禅、讲、教”的区分,使得佛教内部的分工更加明确。明代把从事世俗法事的“教”僧即“赴应僧”专业化,使其独立成类。对教僧而言,并不要求他们在佛教义理造诣多深,不以明心见性为宗旨,只以俗世超度亡灵为务。“明代的教僧,占到了僧团的半壁江山。不仅如此。佛门根据现实需要,广开方便法门,将法事商品化,佛教内部出现了向有可靠收人的赴应僧的倾斜。赴应僧团体的兴盛,使得佛教趋向“山林佛教”、“死人佛教”、“经忏佛教”。僧伽团体分工细化的变革,
使得专著于佛教义理的研究大为减少,这也就是汤用彤、胡适等前辈学者所看到的佛门沉寂不振的衰败局面。但从另一角度看,这种变革,加速了佛教的世俗化进程,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
    晚明佛教人世转向的第三个原因,在于当时逐步壮大的士绅阶层对佛教的支持与捐赠。明代不仅是封建皇权进一步集中的历史时期,也是地方势力逐步崛起的时期。明朝初年.太祖朱元璋通过制定里甲制度规范地方社会的权力结构,使得安分守法的地主富民成为乡村社会秩序的制定者和维持者,从而建立“以良民治良民”的统治秩序。但这一统治结构,到了明代后期,特别是晚明,由于人口数量的增长,人员流动性增强,中央政府吏治腐败,商品经济发展对乡村的冲击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官府所认定的“良民”对乡村社会控制力大幅衰落。“乡村社会的支配权力转移到绅士、土豪等地方精英手中,这是晚明社会变迁中十分重要的方面。
    士绅阶层由地方富豪、卸甲归田的官员、科举失败的儒生等复杂人员构成,由于晚明皇权的集中,吏治腐败,社会底层向上层流动与跃迁的途径越发狭小。在这个背景下,”明智的道路就是把一部分家庭资源变成专项储备资金以培养有希望获得功名的人,而把其余的的资源投资于旨在增加财富的项目上。增加财富的项目,不仅是现实中利润高的行业,而且还包括’。象征性资本”工川—通过慈善捐赠、建设学校、修堤筑坝、树立牌楼等—投资这些项目,对于士绅阶层文化地位与家族威望大有裨益。同时,由于士绅精英与佛门高僧均属于有相当素养的人物,彼此间的诗词唱和、佛理探讨、共度佛教节日等成为一时之风尚。
    为了满足来自俗世的士绅阶层的需要,佛教的入世倾向就更加明显了。在寺庙的布局上,让传统的净业堂安置阿弥陀佛的崇拜,使士绅和普通人进行朝拜的场所成为寺庙的中心;寺庙挖有放生池,让善男信女自行购买活鱼或乌龟投放到池内;设有印经堂,印刷佛经和寺志供有文化吸引的俗家弟子阅读。晚明佛教的人世转向,与士绅阶层的出于自我发展的需要,对佛门的捐赠、支持、交游有重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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