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佛门的人世转向，其实质是佛门偏离传统的上层精英路线、而强调融人现实社会，关注庶民百姓生活。尽管佛教传人中土以来，便一直有不断世俗化，积极介人现实的倾向，与印度本土强调苦行、遁世的原始佛教大异其趣。但晚明佛门的人世转向更加明显，这是朱明王朝皇权空前集中的结果，与佛门内部僧伽制度的变革有关，也与当时士绅阶层的支持相关。
明朝处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政治上的突出特征便是皇权的进一步集中。1380年，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了垂相职位及其秘书顾问，”虽然皇帝的能力和功能在中国人关于君主制的观念中是固有的，但在明代，这种范围在执行中的制度化程度却是空前未有的。膨胀的皇权挤压了士大夫干预政事的空间，使士大夫放弃了“得君行道”的上行线路。明代皇权的集中与专制达到了空前的地步，这种集中的恶果之一便是逼迫知识阶层(不仅包括儒家士大夫，也包括佛门的高僧大德，因为佛门与官府一直有着密切关联。)放弃上层精英路线，而逐步将注意力转移到民间社会方面，‘唯有如此转变，他们才能绕开专制的锋芒，从民间社会方面去开辟新天地。知识精英开始将眼光更多的投向民间社会，更多的与日益庞大的商人集团交流互涉。
明代中晚期集中的皇权，同时也导致了宦官专权，使得中央政府对社会控制力减弱。正德年间(1506一1521)"宦官专制时期，政由贿成、宦官贪污和贿赂的现象相当普遍，并且日趋严重..cue.皇帝的昏庸、统治阶层的腐败、宦官把持朝政，使得各级政府的行政效率也随之降低，从而导致了封建王朝对社会控制能力的减弱。明初洪武年间官府规定三年一次出给度煤,1391年更明确的规定:“凡僧道、府不得过四十人，州三十人，县二十人。民年非四十以上.女非五十以上，不得出家。.明初对出家如此严格的规定，但到了嘉靖年间，度牌泛滥1官府对佛教的管控大为放松。统治者对社会管控的放松。为佛教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明代后期佛教发展的势头役能在统治者那里找到可靠的挂搭处，而是伸向了士阶层和民俗社会。明代皇权的进一步集中，使得朝廷政治生态恶化，从而刺激了佛教朝着下层社会渗透，这是晚明佛教世俗化转向的原因之一。
晚明佛教世俗化转向原因之二.是佛教内部僧伽制度的变革。佛门寺院和僧侣因各自承担的功能不同，有着不同的划分。这种划分，在元朝就已出现。“天下寺院之领于内外宣政院‘日禅、日教、臼律。则固各守其业。”卿)到了明代，太祖朱元璋对佛门组织进行了新的变革，从制度上将佛教寺、僧分为禅、讲、教三类;从讲习内容上，又主张融合诸宗学说。太祖下令讲习《心经》等三经“钦定经典并非各宗派根本经典，使讲僧振兴唐代旧宗派的意识淡薄了。他们多以融合诸宗学说为特色，专弘某一派或某一经的人极少。一来自官府的这种变革要求，加速了禅宗与其他流派，特别是净土宗的融合。一念佛之法门风靡天下，禅师之兼净业者多.形成一代之风潮。有明一代，禅宗向净土的转变，与明政府倡导的诸宗融合的政策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