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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刻佛典的动机

2020-03-26 14:32:37 点击数:

    关于杨仁山教科佛典的活动,不少学者进行了研究,但谈到其焦点佛经的动机,其观点往往集中于杨仁山的弘法的愿望。于凌波在《中国近现代佛教人物志·近代居士佛教的启蒙者杨仁山》中说到:“及至他主持江宁工程局期间,局有一位同事王梅叔先生,·于佛学颇有研究。二人一见如故,彼此切磋佛学。又王梅叔的介绍,又认识了邵阳魏刚己、武进刘开生、岭南张浦斋、长沙曹镜初等人,都是有志学佛的人。他们不时聚会互相讨论,深究宗教渊源,以为末法世界,全赖流通经典,才能普济众生。这时江南佛教文物经典毁于兵焚,如能刻印佛经,广为流传,实是弘扬正法、续佛慧命的不二法门。”。“同治五年(1866年),文会在南京约集了十多位同志,分别劝募经费,创办“金陵刻经处”.选觅善本,刻印经书。”。于凌波认为,发愿刻经是杨仁山弘扬正法的唯一途径。与于凌波的记载相似,肖平在《近代中国佛教的复兴与日本佛教界的交往录》中也提到这点,他说:"1866年,文会因董理工程赴南京(江宁),遂与镇定王梅叔、邵阳魏刚已、阳湖赵惠甫、武进刘开生、岭南张浦斋、长沙曹镜初等相交,常议救国治世之良策。于是‘深究宗教渊源,以为末法之世全赖流通经典以普济。’由于万历版藏经的经板散失于太平天国之兵焚,因此对佛经的正常流通产生很大的影响。于是,杨文会集合若干同志者发心,以“重刻方册藏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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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两篇文献都不约而同地指出,太平天国运动的战火严重破坏了佛教典籍,对佛教理的研究和弘扬带来巨大的挑战;杨仁山校刻佛典的的动机来源于接续佛教理论和精神,使之能得以传承和弘扬,杨仁山也谈到这一点,他说:“《大藏》以外,复有《续藏》.以遭兵焚,板已无存者.予与同志欲踵刊之二未成也.”。以校刻佛典的方式传承弘扬佛教理论和精神的确是杨仁山的愿望,但这种愿望并非是唯一动机.杨仁山校刻佛典的活动与其佛教利他精神及其相应行为紧密相关。杨仁山在他的书中,时常也谈到他校刻佛典的动机,在《报告同人书》中,他说:“鄙人四十年来,屏绝世事,专力于刻经流通,窃以弘法利生为愿。”。在《大藏辑要叙例》中,他说:“此书专为初学而辑,分别部类,以便检阅。”。由此可见,杨仁山弘法的良好愿望最终落实到利益佛教后学的学习和研究上,他说:“经典浩繁,读者苦难抉择,今仿《四库提要》之例,分类编定,以便初学.”。因此,杨仁山校刻佛典的动力是是以慈悲利他为精神佛教理论和精神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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