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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兴国论的必要性

2020-03-26 14:20:50 点击数:

    杨仁山主张佛教兴国论,因此,关注和研究佛教成为他的必然选择。然而,清代佛教处于极度衰微的状态,对于中国佛教的现状,杨仁山有着深刻的体认,他在不同的场合时常提及此事.他首先坦诚地指出了当时佛教“衰坏”的存在状态,并认为,如果中国人不振兴中国佛教,中国人将不再受到佛教思想和理论给予人在各方面的关怀。他在《支那佛教振兴策一》中说:“我国佛教,衰坏久矣,若不及时整顿,不但贻笑邻邦,亦恐为本国权势所夺,将历代尊崇之教,一旦举而废之,岂不令度世一脉,后人无从沾益乎?”。《般若波罗蜜多会演说一》:“近世以来,僧徒安于孤陋,不学无术,为佛法入支那后第一果坏之时。”。杨仁山对佛教衰微在不同场合的重复,显示了当时佛法衰落对佛教发展的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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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佛教衰坏的存在状态,杨仁山也做了具体的说明。首先是在当时中国佛教界缺乏真正的佛教大师。“于经律毫无所知,居然作方丈开期传戒。”⑧在《与冯华甫(启文)书》中,杨仁山说:“若如近时杜撰禅和,稍得一知半解,便谓超越佛祖,世谛不除而除真谛,俗见不扫而扫法见,将一代时教尽行抹却,岂知西天二十八祖造论释经,宗说兼畅,达摩以《楞伽》印心,六祖无一字一义不合经文,方为传佛心印也。”。不难看到在杨仁山所处的晚清时期,佛教僧人不学无术,对佛教的基本知识尚不知晓就成为方丈,可见佛教之衰微到了何种程度,且佛教僧人弄虚作假,喧嚣浮躁,于佛教经论真义毫无所见而妄自尊大,轻慢佛教经论,将佛教庸俗化、虚无化。不仅如此,中国佛教界为一己私利一一包括寺院本位主义—而分门别宗,相互恶斗;而对于佛教的发展则安于孤陋,不思进取,甚至成为中国佛教发展的障碍。杨仁山对此也屡有提及.《与释惟静书二》:“江南学务,莫先于扬州天宁寺,而阻之者甚多,甚至同室操戈,斗争坚固,甚可叹也.”。在《与陶集林森甲书》中说:“但各寺住持僧安于守旧,不乐维新,非得大权力以鼓励其动机,不能奋发有为也。”。佛教僧徒(包括寺院)的不思进取,固陋偏安的做法成为佛教发展的极大阻力。

    除此之外,佛教在教育教法上面的固步自封和缺乏改革创新意识及其努力成为佛教缺乏活力的关键原因。对此杨仁山也有充分的认识。《佛学研究会小引》:“禅门扫除文字,但提念佛的是谁一句话头,以为成佛成祖之基,试问三藏圣教有是法乎?”。《般若波罗蜜多会演说二》:“近时根器下劣,不能剿绝意识,反以意识之明了处,认为般若智慧.譬如煮沙,欲成佳撰,岂可得哉?”.在《与陈仲培书》中说:“今时禅侣,未开正眼,辄以宗师自命,扫除经教,轻蔑净土,其不损善根而招恶果者几希。”.

    杨仁山首先指出了禅宗参话头修行方法的不足,认为这是佛教经论中未曾提到的—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参话头是南宋大慧果禅师提出来的方法,在宋明以来也成为佛教修行的重要的法门.但这个法门需要以佛教的教理的充分理解为前提,倘若不明教理,往往走入歧路.而晚清佛教的衰坏就是走入歧路的结果。这也就是为什么杨仁山反对单独提倡参话头的关键了。如前文所述,由于晚清佛教界缺乏有真正德行的佛教大师,且没有走上修行佛教的正途,因此在修证上出现种种颠倒的行为,认谬为真。这样的结果导致了佛教的真正精神被埋没,佛教成为没有精神的实在,“西来的旨,无处问津”
    杨仁山认为,晚清佛教的衰坏与清政府的政策失误有关。在《释氏学堂内班课程自议》中说:“盖自试经之例停、传戒之禁弛,以致释氏之徒,无论贤愚,概得度谍,于经律毫无所知,居然作方丈,开期传戒。与之谈论,庸俗不堪,士大夫从而鄙之,西来的旨,无处问津矣。”。由于政府的政策误导,致使佛教僧人戒律松弛、不学无术,导致佛教人才日益凋零,佛法的真正精神得不到彰扬,于是佛教开始与当时作为文化精英的儒家知识分子脱节,这就加速了佛教的衰微。
    杨仁山承认中国佛教在近代的衰坏,但并不表示中国佛教已经无可救药.危机可以转换为发展的时机。而这也意味着近代中国佛教的改革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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