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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兴国论的提出

2020-03-26 14:13:39 点击数:

    作为心系民族、国家的杨仁山来说,实现救国理想便成自然.但救国理想是个现实而又笼统的目标。说救国理想是现实,这是不成问题的,当时中国社会的现状决定了中国必须顽强面对列强的瓜分态势,完成国家的独立和发展。其笼统,是因为救国理想需要道路和方法,若无现实可行的方案,则救国有沦为空喊口号之虞。

    杨仁山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他说:“且目前世界论之,支那之衰坏极矣。有志之士,热肠百转,痛其江河日下,不能振兴。”。但作为有志之士中的一员,他也选择了自己的救国路线,“泰西各国振兴之法,约有两端:一曰通商,二日传教。通商以损益有无,传教以联合声气.我国推行商业者,渐有其人,而流传宗教者,独付胭如。”。杨仁山作为中国的外交使节考察了欧洲振兴的经验,认为发展商业和宗教是国家振兴的良方。他认为,中国不缺乏发展商业的人才,而宗教发展乏力.这也就暗示了杨仁山选择了以发展宗教来实现振兴中国的理想.不过,这里要说明杨仁山说的“宗教”是广义的角度来说的,其含义并非是宣扬神学,而是从宗教的社会功能来说宗教,也就是宗教能“联合声气”,也就是通过共同的宗教信仰提高民族和国家的凝聚力,从而构成民族和国家独立和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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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仁山既然选择了以“传教”作为自己的事业,那么他十分熟悉的佛教自然成为他“传教”的备选对象了。“欲以宗教传于各国,当以何为先?统地球大势论之,能通行而无悖者,莫如佛教。美洲阿尔格尔曾发此议,立佛教学会,从之者十余万人。然其所知仅佛教粗迹,与精微奥妙处未之知也.故高明特达之士,仍不见信.”。杨仁山选择了佛教作为其“传教”的对象,并不是因为他熟悉、信仰佛教,因为他熟悉的不仅是佛教、还包括日本佛教。、基督教等等.也就是说,熟悉佛教尽管是杨仁山决定传播佛教的必要条件,但绝不是决定性原因,他选择佛教作为“传教”对象是基于佛教理论“精微奥妙”、“能通行而无悖”,也即是佛教的思想理论精深玄妙,言约旨远,见地高深,普遍无谬.佛教思想理论的理性精神、超理性精神和实践精神的融为一体的特征是杨仁山选择佛教的最根本的原因.

    如前文所述,杨仁山之所以“传教”就是看到了宗教具有团结以提高凝聚力的作用,他希望以传教的方式来使得整个中华民族能够团结起来,英勇地投入到救国救民的活动当中。这也并非杨仁山的臆想。在杨仁山看来,佛教的确具有激提高社会精神的功能,他说:“东西各国虽变法维新,而教务仍旧不改,且从而振兴之,务使人人皆知教道之宜遵,以期造乎至善至地。”。同时他还看到,宗教不仅能提高个人的精神,还有超越个人精神的救世精神,他积极提倡大乘佛教的精神,“遂发大愿,修菩萨道,自度度人,福慧圆满,得成佛果.”。在《学佛浅说》中,他指出:“先圣设教,有世间法,有出世法。……诸佛菩萨之道,出世法也,而亦该括世间法也.”对于为何佛教思想能赅摄出世法和够世间法,杨仁山说:“佛法要在见性,真性如水,世事如沤,有何沤不由水起,由何事不由性起耶?在佛教看来,佛法中的“性”含藏世出世间法,是后者的形而上的本质,而世间一切只是形而上的本质的现象,因此杨仁山在皆是佛性与诸法的关系时运用了“水”和“沤”的比喻,二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这是杨仁山佛教兴国论的佛教理论理论基础。
    杨仁山将佛教的大乘救世的超越精神与中国社会的独立、振兴目标相结合,使得佛教成为仁人志士奋发有为的精神动力。他极力主张以大乘佛教的普度救世情怀积极参与到为民族和国家振兴的活动中,杨仁山的这种做法在近代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尚属首次,顺应了近代中国的发展的愿望和需求,开创了以佛教参与社会改革和建设活动。杨仁山关于以佛教精神和情怀参与社会改革和建设的活动的思想理论可以称之为佛教兴国论。这种做法不仅有助于民族、国家实现独立、富强和繁荣的理想,还实现了个人道德和人格的升华为超越性智慧的觉醒创造了必要条件。在大乘佛教精神鼓舞下,杨仁山对近代中国未来的发展充满了信心,他说:“不出百年,必与欧美诸国并驾齐驱。何则?人心之趋向,可为左券也。”.
    佛杨仁山的佛教兴国论不是将佛教世俗化,二者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佛教兴国论是以佛教思想理论中的大乘救世精神和情怀为动力参与社会的改革和发展,以使得社会向公平、正义等健康的方向发展,但这并不表示佛教丧失了佛教对世俗的超越精神。从理论上说,佛教的超越世俗的精神构成了佛教积极参与社会改革和建设的前提条件,因为超越了世俗才能摆脱世俗世界对思考世俗的障碍,进而能将准确、全面地把握世俗世界,从而为全面、健康地发展世俗世界创造充分条件;相反,如果丧失了对世俗世界的超越,将深陷世俗世界,无法真正全面、深刻的把握世俗世界,也就不能保证世俗世界的良性发展。事实上,杨仁山正确解决了佛教的超越性与参与世俗社会的关系。
    杨仁山在1862年开始信仰佛教,而到了1863年他应曾国藩的邀请任职“谷米局”;在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后,主持江宁工程,实施南京的战后重建;之后任职于江宁铸防局;1878年随曾纪泽出使欧洲,考察英法两国的政教科学,而在八年后,又陪同刘芝田出使英国,考察其政治及制造业的发展,研究欧洲国家发展的成功经验.回国后,杨仁山向清政府提交振兴中国的建议条陈。即使在公务期间,他仍然坚持学佛.从杨仁山的活动来看,他与其他儒学知识分子一样,怀着满腔的热情积极参与到了国家的建设当中。然而在他积极参与世俗世界的建设时,他的的精神仍然恒定于超越世俗世界的出世界中.也就是他以超世俗世界的精神做着世俗世界中的事情,将佛教中所谓的世间和出世间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最终实现出世间的超越性精神.
    对于佛教世俗化,就个人意见而已,就是减少或取消佛教的超越精神,将佛教思想理论简约化、宗教化、使佛教丧失理性思考的功能而仅仅成为一种信仰。龚鹏程先生对此有精彩的表述:“隋唐以后,佛教的教义已无太大发展,流传于民间之佛教信仰,事实上仅成为一种缺少灵魂的仪式化行为,烧香、拜佛、念经、吃素以及超度亡魂而己。整个佛教,在个人,便是欲求往生净土或利益福报(求菩萨佛祖保佑平安富贵、子孙唱旺之类);在教团,则是赶经忏办法会(甚至出现迎财神之类法会).”“这种仪式化的结果,自然就形成了佛教的世俗化与庸俗化.”。佛教世俗化丧失了佛教的真正精神,与佛教的因缘空论背道而驰,使得佛教面临“‘异化’危机”:佛教世俗化是导致佛教自取灭亡的错误之路,因此佛教世俗化是任何一个具有理性思考的佛教研究者所反对的错误观念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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