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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仁山的佛学判教具有自己的一些特点:

    首先,杨仁山的佛学判教具有时代性。所谓时代性就是指杨仁山具有强烈的时代问题意识,能根据其生活时代佛教界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并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这个特点表现在他对佛教经典的分科方面。在佛教衰微的时期,他能发现佛教衰微的根本所在,即丧失了佛陀释迎牟尼创教后的探索生命、世界本质的教育精神,因此,他在判教中除了继承中国佛教先辈们的判教内容外,强化佛教这种超越性的教育精神,表现在他将净土宗、唯识宗、禅宗、天台宗等特别突出出来,用以表示佛教并非盲目迷信,而是有着深刻的思想见地和可行的验证程序,用以指明生命和世界的本来面目.杨仁山的这种佛学判教思想在中国佛教史上是不多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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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杨仁山的佛学判教具有理论性。这里说的理论性就是杨仁山能够以理性的方式合理地解释了在外人看来不可思议的内容.这在他的“净土部”、“法相部”、“禅宗”、“天台宗”部分表现得淋漓尽致。这四个部分始终围绕着生命及其理论展开,净土指明生命理论的目标,法相和禅宗指明生命理论的道理,而天台宗则是指明实现的这个目标的方便法门。把这几点综合起来考虑,就会发现,杨仁山这样突出这几个方面是希望后人不要将佛教迷信化,.佛教有其对生命和世界的切实发现,是一个有着充分理性精神的系统的生命理论。尽管佛教的方便法门多种多样,即所谓的八万四千法门,但其生命系统的理论精神则是一贯的,即慈悲和智慧及其升华和超越。这是杨仁山在佛学判教中所蕴含的理论精神。·

    再次,杨仁山的佛学判教具有社会性.所谓社会性就是杨仁山以强烈的态度来关注社会问题,并将佛教作为引领社会发展的现实和文化力量。这与他在判教中特别指出的“导俗”部分可以看出。所谓导俗就是在佛教精神为根本的方便法门的引导下,对佛教有真正的理解和认识,进而形成正确的判断和价值,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佛教的精神和价值.这也就是以佛教精神来化导现实生活,协调人和社会以及自然的关系,实现个人和世界的和谐。

    再次,杨仁山的佛学判教具有综合性。在他的佛学判教当中,他将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道教思想全部融会到佛教思想当中,准确地说,是将儒家思想、道教思想和佛教思想以真如佛性(或道)为核心将三者完全贯通起来,使得中国传统学术上的三教思想得以完成。三教会通的思想虽然是自唐宋至明代—尤其是晚明佛教大师,如憨山德清等大师特别主张三教一体一一但在中国晚清,杨仁山再次以佛学判教的形式将三教会通变成了世间法和出世间法圆通无碍的方便法门。这点将在后文中有所呈现。

  再次,杨仁山的佛学判教具有神圣性。杨仁山判教的目标是实现生命的解放和对世界有更真切的认识和了解,如果用佛教的语言来说就是要认识“佛性气在佛教看来,“佛性”或“心”是具有圆满的愿望、人格、行为和价值,是超越世俗的而又不离世俗的。对人而言,“佛性”或“心”是超越相对的绝对存在,具有不可思议的神性,而这种神性始终与人不相分离。这也是杨仁山的佛学判教所展开的自始至终的主题。不过杨仁山判教所指出的神圣性往往和超越性有关,所谓超越性就是离开相对而进入绝对,用杨仁山常说的话就是“离四句,百非遣”。。这一点将在后文中详细阐述。而这种超越性往往是杨仁山关注的重点,因为这是实现神圣性的基本条件.也就是说,以超越性的方式来实现绝对的“佛性”是佛教的归指.

    杨仁山的佛学判教具有实践性。在他的判教中,尤其是在佛教修证次第程序中,他判教的重点都是在佛教实践层次上的不同阶位的陈述.也就是说,在杨仁山看来,佛教高深莫测的理论都是可以落实到实践上的,没有佛教的实践,佛教的理论只能沦为空谈。这是他极力反对的,这点可以从他对金刚五位等相关内容的阐述中体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