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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仁山的佛教史观及其性质

2020-03-26 12:51:36 点击数:

    接下来我们拟对杨仁山的佛教史观进行探究.所谓佛教史观就是研究佛教史时所持有的态度和观念。上文之所以全面陈述杨仁山的佛教史所述内容,也就是为了展示杨仁山的佛教史观.在他的佛教史的观念中,始终贯彻清醒的理性精神,以此种精神作为他研究佛教史的基点。此其一。在杨仁山的佛教史叙述当中存在不可思议现象,也就是他承认佛教史中有关超理性内容的存在。此其二。因此理性和超理性成为杨仁山的佛教史观的核心内容.

    所谓理性,在欧美人看来,它首先是人一个官能,“‘通过这个官能,人类被假设与兽类区别开来,并且明显远远超越于兽类’.其次,理性是我们借以能够辨别命题之间的宽泛的逻辑关系能力。”①这样理性被理解为人所具有逻辑思考的能力,而这种逻辑思考的能力本身蕴含着客观求真的要求。这是处理日常经验世界的问题时所采取的积极手段。但是,我们不能把理性迷信化。把理性作为进行学术研究的唯一标准,把非理性的一切存在和内容都视为不合法、不合理和错误,是不对的。对理性的过度崇拜导致了对理性的迷信,从而忽视理性本身的客观求真的要求,将理性变成非理性。这对理性来说是一种直接否定。现代的逻辑学、科学理论已经充分证实了理性自身的局限,“由于概念分别在理性思维中的决定性作用,理性科学研究往往最终以各种层次的概念分类体系作为结果。这其中,处于科学完备性追求的结果,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科学概念的泛化现象,与一致清晰的概念分别宗旨相背离。”。正因为如此,西班牙哲学家、语言学家乌那木诺(1864-1938所说:“理性的最大胜利是怀疑其自身的合理性。”。理性对自身的反思彰显了理性的脆弱和有限.换而言之,理性的有限性决定了它不能随心所欲地横扫一切,不能作为学术的唯一标准。这是实事求是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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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超理性,就是摆脱了语言、思维逻辑的分别,使真性得以显现。这是基于理性而又高于理性的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讲,超理性也可以称为理性之后,用以和感性、知性等非理性的内容相区别.由于超理性不能以语言、理性等思维方式和形式到达,因此语言、理性只能指向真性,而不能正面描述、承载真性.正是这个原因,佛教常说“言语道断,心行处灭”
    理性和超理性是人本身固有的在不同存在阶段的不同能力,但都保持了客观求实的精神。因此无论理性还是超理性都追求着真性。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杨仁山在其佛教史中所叙述的内容就不再突兀和不可思议了.理性和超理性所蕴含的追求真性、显示真性的内在要求决定了杨仁山必须以严谨客观的态度来对待佛教史中的可思议和不可思议的现象,并以这种态度去探究佛教所指出的般若智慧。这构成了杨仁山的佛教史观的核心内容.
    从杨仁山对佛教史的叙述当中,可以看到他对佛教史的性质问题的认识.在他看来,佛佛教史就是佛教思想的发展、演变的轨迹的记录,是佛教思想和精神的变化过程;也是佛教思想和精神的现实再现、传播的载体,实现历史和现实的连续,进而实现佛教思想和精神能被充分理解和继承,实现在现实世界中的积极意义。杨仁山的佛教史研究具体来说包含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知识性.佛教史的最基本的目标就是对佛教的发展、演变有清晰地认识.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杨仁山曾作《佛教初学课本》,并自序:“《释教三字经》者,明季吹万老人效世俗训蒙之书而作。敏修长老为之注释,‘流传二百余年矣。顷者,普陀印光法师从而新之,正文改十之三,注释改十之七,原本编为两排者,改而为一排.考据精详,文辞圆润,,超胜旧作。而题名之处,不将重订者列于其次,可谓坦然忘我者矣。予不揣固陋,率尔改作,兴新旧二本,迥不相同。事略而法备,言简而意周.”杨仁山的这段《序》陈述了写作缘由,但归结点在于“事略而法备,言简而意周”,即以简明扼要的形式来介绍佛‘教的基本知识,希望以此能使人对佛教及其思想、发展、演变各方面有精要的理解,树立对佛教及其思想的正确的态度和观念.他曾说:“三字揭,随分说”。,也就是说《佛教初学课本》及其注释中都是初学佛教的人应该知道的历史事实.可见在他的佛教史观念方面,佛教史承载着传播佛教基本知识的重要使命。
    其次,塑造性。所谓的塑造性就是以佛教史的方式向世人(包括佛教僧侣)展现佛教的基本的传统、价值、思想及其精神。杨仁山之所以这样以佛教史的方式校正世人(包括佛教僧侣)的错误观念和做法,是因为在清代晚期中国社会(包括佛教界)对佛教的认识存在着很大的偏差。这一点,前文已经做了交代。杨仁山以佛学教育的方式来实现对佛教的思想及其传统的演变轨迹的客观陈述,从而循序渐进地扭转世人(包括佛教界)的偏见和谬见,树立佛教的正知正见,为佛教修证实践打好基础。
    其次,榜样性.在佛教史的编纂中,杨仁山对特别强调佛陀、罗汉和尊者们在思想见地、修证经验及其教法的陈述。在涉及这几方面的内容上,杨仁山从不吝惜笔墨.他之所以这样编纂,是希望佛教后学者能以佛陀、罗汉和尊者为榜样,发愤图强,精进不息.他说:“古之人,行履笃,言不班,心不曲.”.他指出,古代大德,出世纯厚,出言诚实,居心正直,“以古德高风,策励后进。”“若能效法先德,一意勤修,虽根有利钝,证有迟速,毕竟能成无上菩提。”喻仁山编写佛教史的用心不可不谓用心良苦。
    最后,精神性。杨仁山编写佛教史的最重要的动机在于恢复佛教最初的有关探索生命、世界本质的教育的本性。他在《佛学研究会小引》中说“志在复古”,也就是要回归“本师释尊之遗教”。①对于本师释尊遗教的内容,杨仁山说:“顿渐、权实、偏圆、显密种种法门,应机与药,深浅获益,由信而解,由解而行,由行而证.”。此话分明是教育上的因材施教。具体而言,他的确是秉着佛教为生命教育的精神为目标和线索的,从佛陀求学修道、讲道、弟子们在佛灭后佛经的集结到中国各宗的教法特色等等,充分证明了佛教的这些活动本来就是关于探索生命和世界本质的教育活动.佛教的这种教育活动与孔子的教育是一致的。杨仁山在其论述儒家生命哲学时就谈到了这个问题。在这里只是简要说明,下文有详细的阐述。也就是说,杨仁山以佛教史的形式向世人(包括佛教界)展示了佛教的精神所在,即关于探索生命、世界本质的教育,从而提高生命的素质,使得生命得以升华.
    综合起来看,杨仁山的佛教史是他弘扬佛教精神、传布佛教正见、集结佛教正见、树立佛教后学的求法榜样、策励其不断精进的系统的佛教基础知识。他以佛教史的形式涵摄了他对当时佛教的不满,表达了他的佛教见地,以佛教史的事实展现佛教的本来精神以及种种不同的学习、修证的方便法门,以佛教中的高僧大德来给佛教后学信心和精神力量,鼓励他们以佛教的正知正见进行学习、思考和修证,进而使得生命和精神不断升华。换而言之,杨仁山对佛教史的研究在于证实佛教是探索生命、世界本质的教育的本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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