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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佛教势力的渗入

2020-03-26 10:52:02 点击数:

    日本在近代史上也曾一度受到欧美列强的侵略,但自明治维新以后,开始走向对外扩张的道路。19世纪70年代,日本以佛教形式开始迅速在华扩张势力。日本在华佛教日益成为其侵华的重要工具.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国内掀起了“废佛毁释”的活动,佛教在日本遭受了重大的打击。因此,有些日本佛教徒如小栗栖来华希望中国佛教支持日本佛教的振兴,但中国佛教界对此反应冷漠。光绪二年(1876),日本净土真宗大谷派僧人小栗栖向他所属的东本愿寺提出到中国开教的申请,经石川舜台同意后,到上海创建了传播真宗思想的寺院。这是中国内地建立的第一所日本寺庙的别院,从此日本真宗开始了对华传教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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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真宗东本愿寺在华的传教活动并非真正出于宗教信仰目的,而是配合日本侵华的策略.“甲午战争爆发之际,以真宗东、西本愿寺两派为首,日本各大佛教宗派都纷纷摆出迎合国家主义潮流,支持军国主义对外战争的姿态,同时以鼓励教化国民、从军慰问布教、捐献军资军物、抚恤军人家属以及祈祷出师胜利等方式,积极协助政府对华作战。佛教教团的参战行为,无疑受到日本政府的大力褒奖.在政府褒奖的激励下,日本佛教各团体之间很快展开了向中国派遣僧侣从事传教活动的竞争。.首先是东本愿寺派传教活动的复活。随着甲午战争的结束,东本愿寺当局立即派出北方蒙和松江哲贤等人来华考察,并与杨文会、沈善登、张常惺等取得联系,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然而,当时在中国佛教界更具影响的杨文会却对他们的活动不以为然,这无疑使他们的影响力大为减弱.。

    但日本佛教并未因此放弃对华渗透,相反,他们在中国佛教危难之际落井下石,加强了对中国佛教力量的控制。1898年所谓的杭州风波就是典型的一例.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清政府为了变法更新,开始“庙产兴学”,希望以佛教道教的屋宇产业来兴办学校,资助教育。一时间,各地对佛教寺院丰饶产业有兴趣的官绅借了这一机会,驱僧、毁像、占庙、提产、或是真心办学,或是趁火打劫.近代中国佛教处在岌岌可危的境地.一些意图在华开教的日本佛教徒,尤其是东本愿寺真宗派,以援助和庇护的名义,借机笼络中国僧人,威胁地方官府.。光绪二十五年,日本东本愿寺的松江贤哲(又名无适,号笙洲)等与杭州弥勒寺住持谛鉴及居士沈觉尘、张常惺签订了《杭州弥勒寺共住规约》,光绪三十年(1904),杭州日文学堂一个叫做伊藤贤道的东本愿寺属下又借水陆寺建学堂,借龙兴寺开东本愿寺的道场,又乘杭州白衣寺住持松风之请,表示要给该寺以支持,并要求八匾额改成“日本释氏学堂”,松风便通过邮局发了一张帖子,宣布“本寺改设释氏学堂,聘请伊藤贤道教习,振兴国家,以维佛教,择于七月廿四日悬牌开堂.”。
    日本僧人的活动日益受到中国的普惕,担心日本借由宗教渗入中国政治,“东(本愿寺)则注意于吾国南方寺院,渐由宗教移入政界”。“日俄战争后,日本势力日增,然彼地狭民贫,垂涎中土,殆非一日,今日日人学汉语者颇多,欲藉日僧设堂传教,在内地长住,以考察中国各行省民情风土,其用心殊为巨测,将来该国通人学士,或隐受政府之命,群托僧侣,而分布中国内地。日使请准日僧传教,竟以利益为言,实己微露其狡谋,不可不预为防范”.。中国己经识破了日本僧人在华传教的目的,提高了对日本僧人的瞥惕。
    历史证明,中国的担忧不是祀人忧天,据葛兆光先生介绍,在隶属东本愿寺的大谷大学研究室复印资料中,他看到了青岛日本东本愿寺的僧人搜集的有关中方军事情报的报告,也看到了上海的中国入教者为日方提供中国经济情报的文书,还看到了在上海的东本愿寺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屡屡慰劳日军的事情。。这些材料能充分显示出日本真宗外在的形式是在华传教,而实际上和日本侵略势力沉魔一气,成为侵略势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代基督教在华的传教发展及其影响,日本净土真宗加紧在华势力的扩张,无疑给中国本土的佛教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巨大而危险的外来挑战。近代中国佛教不得不面对这种外来挑战,严肃而谨慎地进行发展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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