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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日本的转型

2020-03-25 13:17:12 点击数:

    1.佛教的初传与反佛运动

    佛教发源于公元前6至5世纪的古印度,大约公元前3世纪开始,佛教向印度周边国家和地区传播。公元后,佛教从印度经古西域“丝绸之路”传到中国,372年又由中国传人朝鲜,此后再由朝鲜传人日本。据《日本书纪》记载,佛教与钦明十三年(公元552年)有百济圣明王遣使护送释迎金铜像一尊及经纶若干卷传人日本,此被日本学者视为佛教公传日本的记录。

    佛教初传日本并不被日本人问津,“佛”在很长时间内被许多贵族拒斥,并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排佛”与“援佛”之争。据《日本书纪》记载,钦明十三年(公元552年),百济圣明王遣使送来释迎金铜像一尊及经纶若干,同时附致表文,劝说钦明天皇信从佛教。钦明天皇难以决定,于是询问群臣意见。新贵族苏我稻目竭力主张信从佛教,说:“西方各国都尊信礼拜。难道唯独日本相逆而行吗?”主管皇宫警卫和祭祀的贵族物部尾舆和中臣镰子则表示反对说:“我国总是于春夏秋冬四季,分别祭拜天地社视一百八十位神灵,并以此统治天下。如今若改拜蕃神,恐会招致国神愤怒。”由于出现信佛与排佛两种主张,钦明天皇决定让情愿接受佛教的苏我稻目在自家中“礼拜”。不久,日本国内瘟疫流行,众民多有死。主张排佛的物部尾舆和中臣镰子借机上奏天皇说:“以前未听从臣子们的意见,才引起这样的大瘟疫,只有尽快废弃佛法,方能免除灾祸。”钦明天皇听信物部尾舆和中臣镰子的意见,于是派官员把供养在苏我稻目家中的佛像扔人难波的江中,又放火烧了伽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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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我稻目死后,其子苏我马子依然尊佛,“深信佛法,修行不懈”。585年(敏达天皇14年),又流行瘟疫,病死者甚众。物部尾舆之子守墨和中臣镰子之子胜海,上奏敏达天皇说:“疾疫流行,民死者众;恐怕都是因苏我氏兴佛法而致。”于是喜好中国文史典籍的敏达天皇下诏说:“宜断佛法。”接着物部守屋便率人推倒苏我建造的佛塔,纵火烧毁了佛像和佛殿。

    从佛教出人日本到5%年苏我马子建成法兴寺,其间已经过近半个世纪。“佛”在很长时间内被许多贵族视为“蕃神”、“他神”,受到拒斥。经过长时间的斗争,佛教才在贵族中传播开来。

    2.反佛运动的原因

    首先,从表象看,对于当时的日本人来说,“佛”乃是外国民族所创造的,属于“蕃神”、‘他神”。而让一个民族放弃本民族文化创立的神体系,接受他民族文化的神体系,这绝非易事。

    其次,这与印度和日本两国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有关。印度虽位于东方,但它的思维方式和西方德国相似。印度思想忽视个别和特殊的东西,而关注普遍的东西,其表现为偏重于抽象概念,这是印度思想的一般特性。印度虽然在自然科学人事方面没有像西方人那样的发展,但在心理现象的分析以及在语言构造的分析方面,印度人远比古代中世纪的西方人填密精细。因此,印度的富有逻辑推理的佛教教义,被称为“理性的宗教”。而日本人一般不善于抽象的、逻辑的思辨,也不喜欢具象的思维。这加剧了佛教在日本传播的难度。

    再次,当时日本人对人生的认识与佛教的人生价值判断相去甚远,难以接受佛教的消极厌世思想和出世观念。

    在文明社会的初级阶段,自然环境及生产方式极大地影响着一个民族的文化与心理状态的形成。印度民族主要居住于恒河、印度河流域,从事农业生产。那里虽然具有农作物生长的水源与气候条件,不乏食物的供应,但是,炎热的气候与多发的疾病却时时威胁着他们的生命。寿命的短暂和不意的死亡造成一种精神压力,使他们执着地追求生命的永恒与痛苦的解脱。人生没有安乐,只有痛苦,唯有追求来世的幸福,这种一切皆苦的人生价值判断实际上是印度民族的心理痛苦的反映。于是,印度的佛教宣传消极厌世、否定现世的思想价值体系,主张出世,追求涅梁极乐世界,以求得精神生命的永恒与人生痛苦的彻底解脱。

    与印度不同,日本列岛四季分明,其气候与风土宜于人们居住。人们主要依靠捕捞鱼贝和采集野果为生。广阔的内海同时为日本民族提供了丰厚的鱼贝食物。气候温和湿润,雨量充足,在进入农耕时代后,也十分有利于稻作。正因为古代日本人时时体会到自然的恩惠,因而对自然容易产生一种亲和感。在日本人的心中,始终洋溢着对自然和人生的平稳亲近的感情,以及对现世生活幸福的殷切追求。

    正是由于印度和日本思维方式和文化背景相距甚远,所谓的“不兼容性”,才导致了佛教初传日本而遭受排斥的现象。
    3.佛教的现世化
    佛教在日本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改造和置换,即变“来世主义”为“现世主义”、由否定现世向祈祷现世转化,才终于脱颖而出,在日本国土上传播开来。
    佛教现世化的一典型事例则是药师佛信仰在日本的兴隆。药师如来全名为“药师琉璃光如来”,该信仰出自《本愿经》。该经本意是说众生若听到药师如来的名号,即可消罪业而修善根;闻药师如来名号,在生命弥留之际即可得菩萨指点,往生于彼岸的  “莲花世界”。但奈良时代的药师信仰则演变为一种康复病体的祈愿。除此之外,佛教还承担了其他诸如保佑平安、降雨、顺产、求官、克敌等服务于现世社会的内容。如公元607年制作的法隆寺药师佛,其造像铭文即现实该佛像建造的目的是祈愿天皇病体康复。再如621年法隆寺金堂安置的释迩像也是为祈祷圣德太子及其妃病体早日康复而建立的,其铭文写有“愿蒙此愿力,转病延寿,安住世间”等字样就是明证。
    其次,佛教在日本还被赋予镇护国家和守土护国等现世内容,而这种思想在佛典中原本是不多见的。据记载,日本最早的护国祈愿道场是圣德太子在南波所建的四天王寺,全称为“金光明四天王护国寺”。东大寺卢舍那大佛的铸造和国分寺体系的建立,标志着日本佛教的护国体系的完成。佛教护国教化的倾向在不少写经中表现出来。如,圣武天皇在为东大寺的《仁王经》( 704年)所写得跋文中称:“敬写一切经已讫,诸之者以至诚心,上为国家,下及生类。乞索百年,祈祷万福。”明确说明仰佛的目的乃镇护国家、安全利命,这使得原本在佛典中少见的“守土护国”思想被日本人加以现世化的改造和发挥,使它作为国家的防护手段而存在。因此,佛教被赋予了日本式的色彩,表现出“现世主义”的思想观。
    再者,在印度的佛典中,佛教乃彻头彻尾的“超世主义”。如释迎就有遗训,“不应参与世事……好结贵人”(《佛遗教经》),而释迎本人的得道正是由于放弃王位、鄙弃世俗权力而最终修成的。可以说,“远离权贵”是印度原始佛教的特色。而佛教进人日本后,则表现出争先恐后效忠皇室的性格,变“超世主义”为 “现世主义”。如《日本书纪》记载,推古天皇时,“诸臣连等各为君亲之恩,竞造佛舍”。由此可见,兴隆佛法乃是为了君亲之恩,而非为信仰本身。日本真言宗祖师空海晚年恶疾发作,虽在弥留之际仍上奏天皇曰:“沙门空海,得沐恩泽,竭力报国,岁月既久,常愿奋蚊蛇动,答海岳之德。”又说,要“生生为陛下法城,世世做陛下法将”,表露了生生世世尊王尽忠的赤诚。平安前期名僧善珠在其所著《本愿药师经疏》序中亦表示,弘佛的目的是“忠于天朝的大愿,抱答国家的广恩”,使皇室繁荣千秋万代。在日本佛教史上,始终是王权高于一切。从中我们可以再次确认重现世性的日本文化性格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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