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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斯佛教因缘

2020-03-23 10:06:47 点击数:

    中国与斯里兰卡在佛教文化传播方面具有极为深厚的因缘,且不乏佛教外交的先期经验。早在西汉时,王莽便遣使节出使黄支国(今印度境内kanchipura),使者后辗转至斯里兰卡,《汉书》记载“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骤使自此还矣”,妙已程不国”即斯里兰卡古称之一,此可算是我国与斯里兰卡第一次有史记载的官方交流。东晋时期,斯里兰卡国王听闻孝武帝尊崇佛教,因而派遣沙门昙摩前来中国,昙摩法师历经十年航海跋涉,于义熙二年(406)到达汉地,带来四尺高玉佛像一尊。数年后,高僧求那跋摩觉中国比丘尼受二部僧戒条件不完备,特请难提至斯里兰卡邀请比丘尼团来到建康,为中国比丘尼剃度受戒,自此,中国佛教始有比丘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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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晋代高僧法显大师西行求法,踏上了印度洋的“宝诸”—斯里兰卡的土地。公元399年,已逾60岁高龄的法显因为想改变汉地戒律残缺的现状,与慧景、道整、慧应、慧冤等僧人一同从长安出发,前往天竺求法。求法之初衷,是因为感慨汉地“律藏残缺”,后自天竺辗转至斯里兰卡,居住两年,获弥沙塞律藏本,得《长阿含》、《杂阿含》,复得一部《杂藏》等。法显以私人身份前去斯里兰卡求法,不仅为中国带来了宝贵的经书,也留下许多关于中国、斯里兰卡两国交流的动人故事,对中斯两国,皆有特别的意义。如在斯里兰卡期间,法显于佛殿旁发现了一棵20丈的贝多树。贝多树乃是柠搁科植物贝叶棕,其叶片可作为古代佛教经文的载体,因此在南亚、东南亚一带并不罕见。而法显在《佛国记》记这株,是斯里兰卡前朝国王遣使臣来中国后,为纪念与中国结交,特取贝多树子,在佛殿前种下。至法显到斯里兰卡,此树已逾三十载,早已亭亭如盖,“大可四围许”。斯里兰卡新王见此树有向东南方倾倒之势,恐树倒,特意以“八九围柱拄树”,足见对此贝当树的重视。受交通所限,此时中国与斯里兰卡虽官方往来并不频繁,但从这株贝叶树仍可看出国家间的相互重视。

    不仅如此,法显亲自翻译了《弥沙塞律部》、《长阿含》、《杂阿含》及《杂藏》中的部分经律,对佛教在中国进一步流传起到了推动作用。法显还在《佛国记》中对斯里兰卡的民情风俗加以细述,记载了许多与佛事相关的活动与风俗。斯里兰卡学界普遍持有法显是中国与斯里兰卡和睦关系的缔造者的看法。5a习近平主席在斯里兰卡的署名文章中,也从“法显开启的千年佛缘”井谈起,畅谈友好相处、互利合作的愿景,阐述了从历史纽带到实现未来伟大梦想的美好期待,足见佛教外交对中斯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与实际影响。

    此外,唐朝玄类法师西行取经,先后两次欲去斯里兰卡而不得:首次自海滨港日耽摩栗底乘船去斯国,却遇狂风巨浪导致舟不能移,未果;其次是在马德拉斯附近的建志城,准备同儿位高僧一起南下渡海前去斯里兰卡,却遇300多位斯国僧人渡海而来,说国内因老国王去世导致政局不稳,且无名僧,玄类法师因此放弃去斯里兰卡的念头,而与其中的70余名斯国僧人一起继续西行,以期得见名僧,求取真经。玄类法师虽未登陆斯里兰卡,但依旧十分重视,通过周围僧众的日述,在《大唐西域记》中对斯国记载颇多。同期另一高僧义净,在印度、南海一带求法25年,虽未曾亲至斯里兰卡岛,但在其著作《南海寄归内法传》、《重归南海传》中,也对斯里兰卡的宗教历史、社会、经济生活、文化发展等方面所述甚详。此外,中斯两国多次派使者互访,元朝统治者甚至派专人前往僧迩刺国(斯里兰卡古称)学习佛法。明代之后,南海通道已经成为我国最主要的海道之一,中外佛教文化交流主要通过海路完成。可以说,古代中国与斯里兰卡的佛事交流频繁,斯里兰卡对中国佛教的影响巨大。

    建国后,中国与斯里兰卡佛教界也有着较为紧密的联系,如《现代佛学》创刊伊始,便连续两期刊登在锡兰举行的佛教史上的首届世界佛教徒联谊会,以及在该会上成立世界佛教徒联眼等事宜。5Z可见中国与斯里兰卡的佛教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依然保持着紧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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