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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学与吐鲁番学的比翼齐飞

2020-03-23 08:27:18 点击数:

    相较“敦煌学”,“吐鲁番学”起步较晚。不过,从上世纪30年代以来逐渐有所进展。尤其1959一1975年,新疆阿斯塔那(Astana)和哈拉和卓(Khara一khoja)古墓区的重大考古发掘中,发现大量从东晋高昌郡到唐西州时期的汉文文书,经学者的努力整理与研究,大大地推动了吐鲁番学的进展。之后,吐鲁番地区文物考古单位也先后有不少的斩获。这些发掘所得的汉文文书已经出版的主寥前.莎绳、吴芳思主编《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部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小田义久主编《大谷文书集成》(4卷,法藏馆1984一2010年),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10册、图录本4册,文物出版社1992一19%年),柳洪亮《新出吐鲁番文书及其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学究院、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著《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汉文佛教典籍》(文物出版社2007年),荣新江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中华书局2008年)等等,提供学界研究吐鲁学的丰富文献,促使相关研究论著数量邃增,研究门类也日趋多方。虽然如此,但吐鲁番学的发展,基于地缘关系,发掘地点辽阔且分散,盗墓贼横行掠与破坏,造成文献流落各国,收藏分散各地,且多隐密等原因,使得数据的流通相对不易。因此,研究仅能以本位为主,而形成各有专攻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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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顾国内学界,有专攻敦煌学的,有独研吐鲁番学的,其中敦煌学者偶有兼带论述吐鲁番文献,而吐鲁番研究者也偶有兼治敦煌学的。所以,20世纪以来的“敦煌学”研究中,一直包含着吐鲁番出土文献与文物的研究。诚如荣新江在《期盼“吐鲁番学”与“敦煌学”比翼齐飞》一文所说的:“敦煌吐鲁番”往往成为一个拆不开的双胞胎姊妹,被作为书名、刊名、会议名、学会名等等。川但毕竟各有所主,尤其敦煌学的研究主要以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写本文献为主。敦煌为佛教圣地,发现文献的藏经洞为佛教石窟,所以其发现的文献百分之九十以上与佛教有关。吐鲁番学的研究主要以阿斯塔那墓葬群、高昌、交河故城及其周边寺院遗址发掘为主,其文献主要以公文、籍帐、契约等法律、社会、经济文书居多。在各有所主,各有特色的情况下,长期以来各自发展,并都有着极其辉煌的成就。
    进入21世纪,随着新疆地区(以吐鲁番为主)新出土的文献与文物持续发现,相关文献与研究论著数量邃增,“吐鲁番学”进展快速,《吐鲁番学研究》已经从“内部刊物”变成正式刊物,“吐鲁番学研究院”也在2005年隆重成立,《吐鲁番学新论》《吐鲁番学研究》《吐鲁番学》等专著也相继出版,真可说是兄弟登山,各自努力,大有成就。新江兄的期盼已然实现。今天王启涛教授继涌泉兄丰厚的《敦煌文献合集》之后,启动了《吐鲁番文献合集》的重大项目,更证明了“吐鲁番学”与“敦煌学”确确实实是“比翼齐飞”,而且是卓然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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