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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冬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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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南日松赞开始,他南征北战,征服了许多小邦,逐渐将雅隆河谷耗牛部落的王权推向整个卫藏地区。他的儿子松赞干布不像他的父辈们那样只沉醉于雅隆部落的王权游戏,他的视野是整个中亚,他将统一整个青藏高原作为他文治武功的崇高目的。这样一个具有文韬武略的赞普决不会满足于对几个小邦的武力征服,他不仅要征服还要统治整个青藏高原。从史料来看,松赞干布除了征服以外,确实很注重吐蕃内部王权统治的建立和重视与周边的关系。他在建立行政机构、制定律法、引进工艺技术等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同时,他在吐蕃历史上第一次正式引进了佛教。但是,他对佛教的态度不可能像晚期藏传佛教文献记载的那样是个虔诚的佛教徒,甚至被认为是无量光佛的化身等,进而被称为法王。其实,他引进佛教主要还是考虑到政治的需要,因为当时的印度、尼泊尔、大食、西域、中国等吐蕃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发展水平都相当高,而且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接受了印度的佛教并己经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换句话说,佛教对吐蕃己经形成了包围。加上在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接触当中感受到了佛教理论的深奥和新颖,因而,佛教在当时己经成为一种文明的标签和文化时尚,引起了松赞干布对佛教的向往。他开始从印度引进佛教,尼泊尔的赤尊公主和唐朝的文成公主带来的佛像也为他大肆兴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在他以后的芒松芒赞和都松芒布杰却对佛教并没有表现出很大的兴趣,文成公主带到拉萨的释迩佛像也曾经在地下埋藏了很多年,这同样与吐蕃原有的本土宗教传统根深蒂固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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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世纪初叶赤德祖赞重新与唐朝联姻,迎娶金城公主进藏,释迩佛像又被重新迎请到大昭寺供养。西域灭佛活动中逃生的佛教徒也被吐蕃王室收留并允许他们在拉萨恢复宗教活动,还去迎请在冈底斯山朝圣的印度僧侣在吐蕃传教,但未果。说明这一时期吐蕃的王室对佛教的态度又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重新开始崇尚佛教,有意让其在吐蕃发展。王室态度的转变及其一些举动引起了苯教徒的警觉,如8世纪末发生的瘟疫就被说成是异域宗教触怒了当地的神抵所致,还将从西域来逃难的僧人从拉萨驱逐出去。说明了佛教和苯教已经开始了实质性的接触和斗争。8世纪中叶,赤松德赞继位。这是一位一心扶持佛教的赞普,但由于笃信苯教的大臣们和苯教师们的干扰,在他在位初期虽做了一些努力,但还不敢有太大的动作来扶持佛教。他派芭·塞囊赴长安取经,回来后由于苯教徒的反对而被派到芒域。他联系和邀请寂护来吐蕃传教,起初连赤松德赞接见他都安排到钦浦,还只能让他在政治文化中心拉萨的外围讲经传法。就这样最后也因受到苯教徒的抵制而被遣返回尼泊尔。可见当时佛苯斗争的激烈程度和教在吐蕃的势力。赤松德赞完全掌握政权以后,他首先迎请了莲花生,继而创建了藏传佛教历史上第一座寺院—桑耶寺,还从印度迎请了根本说一切有部的十二位僧人来为吐蕃第一批僧人—七贤士在桑耶寺剃度出家,开始大力培养翻译人才,大量翻译佛教经典。与此同时,赤松德赞还大力消灭苯教的势力,强迫苯教徒改宗佛教,杀了许多不愿意放弃苯教信仰的人。许多苯教师们开始到远离拉萨的阿里、康区和安多等地逃难,这些地区很多苯教传承都源自这一时期的逃难苯教师们。这就是苯教史上第二次法难,这次法难同样给苯教的发展给予了毁灭性的打击。有些苯教史家将止贡赞普至赤松德赞期间的苯教称作苯教中宏期。

    自从佛教这个外来宗教从7世纪中叶开始北传吐蕃,作为本土宗教的苯教就开始进行抵制。从文化学的角度来讲,印度佛教北传吐蕃是一种文化侵略,它对当时吐蕃的本土宗教和固有信仰苯教的社会地位形成了挑战,因而苯教徒进行抵制是必然的。这是一场外来宗教与本土宗教之间的文化冲突,而这个冲突是这两个宗教所属民族的文化心理和精神气质的不同所决定的。大凡两个不同的文化传统的汇合,首先二者之间发生竞争,竞争引起冲突。虽然在赤松德赞大力扶持佛教和抑制苯教的明确取舍中苯教没有继续在吐蕃中部生存的可能性,它惟一的办法就是逃到边缘地区继续谋求生存和发展。表面上看来,佛苯斗争己经取得明确的结果,谁胜谁输,一目了然。但是,经过近2个世纪的休养生息,从11世纪开始,以大量的伏藏文献为代表的苯教后宏期使苯教以一个崭新的面貌出现在藏族历史上,曾经似乎完全退出历史舞台的苯教经过休整,又重新想在藏族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于是,佛教和苯教之间又开始了新的一轮较量。

    就像所有的宗教到一个新的地方的遭遇一样,佛教遇到了苯教的强烈抵制,同样,所有的外来文化在遇到本土文化的强烈抵制以后的直接结果就是本土化,佛教也不例外。最初佛教在吐蕃无法立足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苯教传统的神抵信仰,几乎每一次天灾人祸都无一例外地被说成引进佛教之过,而且这些都是作为神的旨意说出来的,在当时全民信苯,并且神的旨意决定一切的吐蕃社会,人民毫不怀疑能够引起如此多的天灾人祸的外来宗教自然是洪水猛兽,这就是当时苯教抵制佛教的最基本的信仰基础。佛教徒也清楚地知道他们在吐蕃立足的最大的障碍就是苯教的神抵信仰,因而他们在邀请了主修显宗的寂护并以失败告终以后,在寂护的建议下邀请了主修密宗的乌仗那佛教大师莲花生。莲花生大师采取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大量吸收苯教神抵及其修炼仪轨为己有,佛教史籍说莲花生大师用其超凡的法术降伏了这些苯教神抵,让他们保护佛教,成为佛教的护法神。对有些神抵及其仪轨做了一些改变,而有些神抵及其仪轨则原封不动地照搬苯教的传统。这种做法非常有效,因为,虽然佛教是外来宗教,但它所供奉的神抵仍然是曾经祖祖辈辈保佑他们的那些神抵,为他们举行的仪轨仍然是他们所熟悉和喜闻乐见的,并没有陌生感,他们仍然相信这些神抵是能够保佑他们的,只要他们仍然在这些熟悉的神抵的保护之下,他们就有了安全感,不管谁声称拥有这些神抵,尤其是普通信众,他们并不在乎谁声称拥有这些神抵,重要的是他们仍然在这些曾经保佑他们的神抵们的磨下。

    苯教学者的观点则与此不同,他们从来不承认佛教史籍中关于这些神抵被莲花生降伏的记载,他们仍然虔诚地按照传统的方式去信仰和供奉他们,他们坚信只有他们才是这些神抵的所有者和供奉者,因此,出现了许多神抵同时被苯教徒和佛教徒共同供奉的现象,对于十二丹玛神的信仰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十二丹玛是传统的苯教神抵,佛教徒认为莲花生大师用法术降伏了他们并让他们成为佛教的护法神,因而他们不再护佑苯教。但是,苯教徒从来不承认这一点,仍然认为他们是苯教的护法神)虔诚地信仰和供奉十二丹玛神,对他们来说,十二丹玛神就从来没有辜负他们的信仰和供奉。除了神抵以外,苯教仪轨也一样,被佛教化的例子比比皆是。如苯教传统中的“堆”(mdos)仪式被佛教化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堆”在苯教传统中是一些上供神袄下施鬼灵的象征性的供品,所有的“堆”都是按照它所象征的东西精心制作的,各种“堆”都有它不同的仪式,通过繁杂的仪式将这些供品所替代的东西上献神抵,下施鬼魂,以求得到保佑和安宁。这种源自苯教的仪轨在藏传佛教所有的教派中都普遍使用,就连被认为严格遵循印度佛教传统的格鲁巴传统中,“堆”的仪式的使用同样非常普遍,这在历世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全集中许多关于“堆”及其仪式的文本中都可以见到。这就是印度佛教在吐蕃本土化的显记。换句话说,这种印度佛教在吐蕃的本土化就是它在青藏高原逐渐与当地本土宗教相结合的过程。
    至于上述两种文化的结合,自然有一个很重要的推动力,那就是吐蕃王室的强有力的支持,那么,这种强有力的支持的历史动因是什么呢?虽然7世纪在吐蕃的苯教应该是早已经被完全统一了的雍仲苯教,而不是互不统属的原始苯教,但是,产生于部落割据社会中的苯教的原始性和地方性仍然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类似象雄十八王国的互不统属的地方割据政权是古代象雄社会长期占有主导地位的主要的社会政治制度形式,原始苯教时期各种原始的苯相互间毫无关系的分散形态及其相对独立性完全符合方割据政权的社会形态,加上原始苯教中神山崇拜同样适合于这种社会形态,每一个神山护卫和保佑着一方平安,每一个部落或者王国供奉着自己的神抵。虽然藏史罗列了从聂赤赞普到松赞干布全部王统并将其列入了正统的吐蕃王统里,但在松赞干布之前,吐蕃的赞普仍然只是雅隆河谷的地方王统,与后来的吐蕃王朝不能同日而语,整个青藏高原仍然处于部落割据,占山为王,在各个山神保佑下的分散状态,因而苯教还是比较适合于当时的社会政治形态的。但是,到了松赞千布时期,政治形式发生很大的变化,经过了一个自从聂赤赞普以来的长期酝酿,和南日松赞和松赞干布两代人的不懈努力,吐蕃王朝横空出世,建都逻些(拉萨),那时候,松赞干布的视野就不像他的父辈们那样仅仅局限于雅隆河谷,而是放眼于整个中亚,他远大的政治抱负决定了他不可能陶醉于冲出雅隆河谷的胜利之中,而是建立一个强大的吐蕃王国,将自己的胜利推向整个青藏高原。任何新的政权的诞生都伴随着一场精神文化层面上的变革,需要有一个新的思想体系来支持他的政治抱负和新的社会体制。
    从佛教在亚洲传播的历史上看,它在许多地方的初传时期都首先得到统治阶级的青睐,然后在统治阶级的大力扶持下得到发展,或者在传播当中往往受到权利阶层的鼎力相助,它似乎跟统治阶层有不解之缘,个中缘由并不难理解。首先,佛教主张普渡众生,它将芸芸众生作为解救和超度的对象,不分国度、不分种族、不分肤色。对于刚刚冲出雅隆河谷的吐蕃王室来说,这是一种异常宽阔的视野,加上佛教提倡慈爱、友善、和平,这种博爱的精神在战乱不断、政权更迭频繁、民不聊生的社会里尤其难能可贵,统治阶级当然希望普渡众生的佛教能够使人们和平相处,社会安定,百姓安居乐业;其次,灵魂转世、因果报应的思想能够使众生认命,因为今生的富贵贫贱都是前世的因缘所致,不是抗争所能改变的,王侯将相的地位、权利和财富,布衣平民的贫贱和苦难都是前世因缘的直接结果,贫民不仅不应该嫉妒别人的地位和权势、凯觑别人的财富,相反,应该安于现状,与世无争,行善积德,苦修来世。这种思想的普及大大有利于安抚那些不安于现状,愤世嫉俗,揭竿抗争,对统治阶层构成威胁的人群,有利于他们的统治;再次,佛教的出世思想视世间为无边的苦海,提倡人们看破红尘,摆脱苦海,只求再生极乐世界,这种思想同样引导人们追求一种虚无飘渺的“乌托邦”,永远也无法企及的精神世界。统治阶级看重的就是这种不与他们争权夺利的超脱感。’松赞干布武力征服青藏高原,统一诸部以后就需要一种能够安抚人心的人文关怀,救世人于苦海的良方,使人们尤其是被武力征服的对手们能够心悦诚服,心安理得地对他俯首称臣,“印度佛教的理论恰好迎合了统治阶层的需要。这可能就是他大力推行佛教的真正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