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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佛教戒律是建立科学的佛教学的前提和基础

2020-03-21 14:40:12 点击数:

    首先,对佛教戒律的研究水平直接制约着佛教学研究的水平。在学术界,由于不了解佛教戒律以及佛教徒的持戒生活情况而造成的对佛教误解很不少。例如,近年以“禅宗史”为题的专著出了不少,翻阅一些后发现,不大重视禅宗戒律或对其发生误解的著述为数不少,有的观点还有不合常识的。例如,在印顺的《中国禅宗史》中,有大量的篇幅谈到禅宗许派别的传戒、授戒仪式;诵持《金刚经》、《楞伽经》、《坛经》等经典的活动,也记述了禅宗和尚的早晚礼佛活动等宗教仪轨。该书处处使人感受到了禅宗僧人“阪依三宝,以戒为师”的氛围,而某学者写的该书大陆版《序言》却这样说:“佛教作为一种宗教,自有其弘扬教义的经典,一套固定的仪式,必须遵守的戒律和礼拜的对象等等。但自慧能以后的中国禅宗把上述一切外在的东西都抛弃了,既不要念经,也不要持戒,没有什么仪式需要遵守,更不要去崇拜什么偶像,甚至连出家也成为没有必要的了,成佛达到涅架境界只能靠自己一心的觉悟’。这位学者明确地做出了“禅宗不要戒律,不诵经,不要仪式”,甚至“不要出家”的历史结论。这“四不要”都可归结于“不要戒律”,因为“诵经”、“仪式”、“出家”正是佛教僧人持戒生活的主要内容。我们不禁要问:这符合历史与现实的事实吗?这是经过科学的考证、理性的思考后得出的结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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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象以上这样明显以偏概全的结论应该是不攻自破的。据佛教史记载,禅宗各派对待戒律态度虽有差别,但历史上禅宗僧团自身从没有宣告过不要戒律,不诵经典,不拜佛,不要仪式,当僧人可以不出家。《坛经》记载:慧能本人正是听了《金刚经》“开悟”的;他虽未正式受僧戒却按律行事,置身猎人队里,吃肉边菜;后在广州法性寺,由印宗法师出面,会集四众,为慧能剃发。后又集诸名德,为慧能授具戒。著名的《百丈清规》(元代救修),核心内容就是传戒持律。以破“四相”为目的或借口呵佛骂祖的、烧佛像的、不诵经的、破根本戒的也仅是部分门派的个别禅僧,并不是禅宗所有门派的僧人。历史上的禅宗各派都宗《金刚经》,《楞伽经》,再者,如果都不诵经,那么《坛经》自身又如何在本宗传承呢?昊言生的《禅宗思想渊源》(2001)一书,一口气列出了对禅宗思想形成和发展最有影响的十部佛经:《楞伽经》、K起信论》、((心经》、《金刚经》、《维摩经》、《楞严经》《华严经》、《法华经》、《圆觉经》公涅架经》。由此可见,“禅宗不要戒律、不诵经、不拜佛、不要仪式”即“彻底破戒”的全局性的概括说法,显然与历史事实相去甚远。如果“四不要”的概括也指“慧能以后”的近现代,就更说不过去了。就笔者所见,清光绪年间印行并在禅宗寺院传承至今的《禅门日诵》详细记述了禅门的戒律、诵经、礼佛等仪规,其中守戒是出家人的最根本要求;明代传至今的《传戒正范》在汉传禅寺为三坛大戒仪式所遵循。“进人近现代以后,中国佛教禅宗法脉的传承,虽然没有唐宋盛世那种气派,但是却依然绵延不断,禅灯长明,虚云、来果、印顺、明真等一大批禅门大德,前承师传,后启法嗣,光大宗门,建树不凡。”②众所周知,这几位大德都是著名的戒德高尚的僧人,都曾是主持三坛大戒的尊证师。只需了解一点他们关于戒德的论述和严守戒律的事迹,或了解一下禅宗祖庭广东南华寺与河北柏林寺等现代禅寺的大多数僧众日常修持生活,便不会做出上述违反常识的结论了。

    在佛教学界,像上述问题实在不少。有学者指出:“由于教义研究不深人,使得一些其他研究受到了影响,甚至出现不懂教义的人去写评论佛教的书评,不具备大藏经版本知识的人,却以佛教文献家自居,由是写出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文章;还有人连原书都没有见过,就向读者推荐书的情况时有发生。同时,由于教义研究受到影响,还存在着综合研究的水平不高的问题”(李富华,2000)。这里所谈的“深人研究教义”中包含的核心问题其实就有戒律问题。目前戒律研究的不足也反映了佛学研究中的一个明显缺陷:过于笼统的甚至不负责任的总结概括太多,而且多为对前人的重复。对于要求宏观与微观结合,读通原典才可以下结论的研究,却少有人做。如此大而化之,难以保证研究的科学性。戒律研究乃至整个的佛教研究要有突破和创新,就必须要克服这些弊端
    其次,由于学术界普遍不够重视对戒律以及律宗的研究,以至于在学者之间对佛教徒持戒情况的看法竟有很大差异。例如有学者说:“在中国佛教里,除专门的律学大师之外,一般对戒律并不十分重视。尤其是南宋以后的佛教教徒更是很少有人能严守戒律,依戒修行的了”(魏承思,1991)。而另有学者却认为:“在所有出家人的心目中,仍有一共同的行为标准,这就是所受的戒律”。又说:“大略而言,我国出家人对杀生、偷盗、淫等根本戒的持戒意识还是很强,但对其它较小的戒律,如不抓银钱戒,则大多未严格遵守。无论如何,受过戒之后,其日常行为必定比常人更加检束与严谨,这是可想而知的。因此我们大抵可以这么说,出家生活就是一种具有持戒意识的宗教生活。”(蓝吉富,1983)这两种关于中国僧人戒律观与持戒生活的评价,角度一致,结论却大相径庭。照第一种说法就很难理解戒德高尚的高僧代代辈出的中国佛教界了。
    总之,作为行为规范和组织制度的戒律,是贯穿佛教的宗教观念、宗教体验、宗教行为,宗教体制“四要素”的核心内容。没有对戒律与佛教徒持戒实践的认识,就不可能有科学意义上的、走向世界的中国佛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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