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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佛教人本思想对盲目崇拜科技理性观念的破除

2020-03-21 14:30:08 点击数:

    科学技术和资本如咫风般席卷了全球,整个地球甚至太空都成为其肆意的平台。科技的发展赋予了人类更大的能动性,逐渐将人与自然剥离开来,这给了人类可以摆脱甚至掌控自然的错觉,对自然的压榨也在这个过程中变得肆无忌惮和毫无节制。因此,科技的发展被很多学者认定为是出现环境危机的根本原因。但也有人认为,环境危机的出现恰恰是因为科技发展的程度还不够,等到科技发展达到某种程度,环境危机等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这种技术乐观主义虽有合理的地方,但不免偏颇。毕竟从历史发展的过程看,科技的发展并未从根本上解决任何问题,就像天花、疟疾等病症被治愈后又出现了癌症、艾滋等新的重疾;工业社会物质极大丰富但贫穷国家依然饿俘四散;发达国家的优美环境莫不是以牺牲其他地区的生态资源为代价。显然,事情的背后还有着更为深刻的社会政治或文化因素,因此只寄希望于发展科技来解决环境危机是不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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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趣的是,科技从一开始作为辅助资本增值的工具,逐渐脱离了资本的控制。这个诞生于伽利略望远镜中的意外收获,却在培根和实证主义的推动下越走越远,以至于今天的科技发展对人类的生存造成了直接危害及潜在威胁。科学技术本身虽然不存在立场问题,但是它毕竟不能独立地去解决任何问题,科技推动者和使用者对它有着决定性的引导作用。启蒙思想运动之后,科技理性逐渐被推到了极高的位置,而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这种脱僵了的科技理性却开始产生异化。科技的发展不仅将人异化,而且使地球在经济和地理上萎缩,将人类自身与地球拉开了距离,从而造成以财富不断增加为特征的世界异化过程。人类发展科技以希望从劳动负担和自然束缚中解放出来,但事实上,“自动化”带来的这种自由并不像人们一开始想象的那样,科技主义愈演愈烈,甚至有把人类变为机器的奴隶的趋势。阿伦特(Hannah Arendt)指出,我们将面临一个无劳动的劳动者社会,即劳动成为唯一的活动,这种窘境逼迫人类重新审视自己的处境,即对自身文化机制转型和变革的反思,当这种对自然剥夺的模式开始转移到人身上时,西方社会被迫开始思索他们的文化转型。
    环境危机的出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科技对人和自然界异化的表现。在人与世界的双重异化下,西方对于生存方式的转型思考,仿徨于信赖科技力量还是寄希望于政治。西方的环境伦理学寄希望重新构建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回应科技对自然的异化,甚至如纳什(Roderick Nash )等环境伦理学家认为,对新伦理的呼唤甚至会在未来引发类似黑奴解放的激烈对。但是,究竟如何缓解这种思想上的对抗?显然,单纯地依靠变更自然观或伦理学体系并不足以解决科技和资本对自然无尽剥夺的问题,若文化和政治机制不发生根本性的变革,所有的解决方法都将是治标不治本。
    环境危机表面上是有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实质上依然是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是人类斗争更广范围的表现形式。从客观事实出发的西方学者也许期待一场新的技术或经济变革来改变人与资本和科技之间的关系,而大乘佛教哲学把这个看似无解的难题归结于人本身,无论是科技、资本、政治还是风俗,莫不是以人为能动主体。有些人认为大乘佛教是反对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其实不然,大乘佛教始终认为科学技术手段和财富是生命的助缘,并不反对科技的发展和人对财富的追求,只是并不主张将这两者当作人生的目的,更不应该以此来替代人作为主体的存在。不论是从佛陀创立佛教的背景还是大乘佛教强调人的能动性等方面,都能看出大乘佛教对人的看重,尤其是强调“人心”的作用,但这并不是说对其他方面不看重,而是把“心”作为修行的起点和落脚点。
      而对科林异仆士乖佛教为人举襟棋了愚考自身价值和认识事物的宗教和哲学解答。有人会觉得佛教是起源于生产力低下社会的古代宗教,老套且不可靠,但比起价值观的荒芜,大乘佛教的空观、缘起论和业报轮回等思想,的确可以帮助现代人缓解因经济和科技发展而带来的焦躁,重塑对美好事物和道德的追求。尤其是大乘佛教当中对人的价值和能动性的肯定,有助于深化人类对自我的认知,从而缓解因物质和科技发展导致的异化。缘起论中对世间万法由因缘条件生成的阐释,充分肯定了人对事物的发展和改变具有相当大的能动性。而对本体性空的认识,也瓦解了物欲横流下被科技和资本异化的价值追求。毕竟,科技对人的异化并不来自科技本身,而是在科技利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因此,认识到缘起性空的体用关系及人类自身的能动性,对重塑人本价值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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