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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玄类在公元664年圆寂于长安慈恩寺,其舍利后迁于终南山之紫阁寺,该寺后毁于兵火。公元1027年金陵僧人可政收拾到玄类的头顶骨,带到南京天禧寺(明代称报恩寺)东冈建塔埋葬,1386年又迁葬南冈,建塔筑殿。太平天国战乱中,殿塔均毁。洋务运动时,这里建成金陵机器制造局。战时金陵兵工厂陷于日军之手,被辟为日军的军工修械厂。1942年11月的一天,日军高森部队营造厂派人平整土地,准备建造所谓“稻荷神社”时,发现地下有一洞,洞内石函正反两面刻文说明玄类遗骨辗转来宁迁藏的经过。石函内有一铜制小完,完内的琉璃香炉装有玄类顶骨。同时挖出的还有金质佛像一座、金银制箱、石匣、黄铜佛器、玉饰珠宝、古钱等附葬珍品多件。日本方面认定这是对华进行宗教欺骗、笼络中国民众的绝好机会,“友邦方面(指日本)亦以玄奖法师西涉流沙,求经印度,归译佛舆,有功于东方古代文化,力主将全部发掘品由大使馆交还外交部接收后送到本会。于是,日、伪双方一起行动起来,为日本移交唐三藏顶骨鼓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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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3年2月3日,南京伪《民国日报》对日军发现玄类“佛骨”事首次加以报道。接着,“落水文人”顾天锡、日籍研究员谷田阅次等人相互配合,撰文、演讲以造势。顾天锡,字蔗园,号白莲华庵主,江苏昆山人,1938年8月,任((南京新报》总编辑,1939年1月调任《苏州新报》社长。兼任汪伪文物保管委员会研究部总干事。他为此专门撰写了《唐玄奖骨塔发现后根据事实作考证之考证》(《中报》1943年2月9,10日),《奉迎玄奖法师佛骨记》(《中报》1943年2月24日)。1943年2月21日,顾天锡、谷田阅次于中央广播电台广播“唐三藏法师玄类遗骨发掘之经过”,2月27日以同题讲演于江南史地学会,3月21日又于西本愿寺南京别院圣德太子奉赞会中演讲圣德太子与飞鸟朝文化,以及唐朝文化。

    谷田阅次撰写题为《三藏塔遗址之发掘》的长篇报告。报告内容分为:三藏塔建筑遗迹之发掘(地形、大报恩寺诸遗迹、历史之变迁、发掘之经过、发掘结果、发掘之成果)、三藏塔埋葬品之发掘(关于三藏塔之诸说、发掘之结果、发掘之成果)、结论及附记。为显示日本当局对中国宗教的爱护和对中国政府主权的尊重,日本方面决定将玄奖遗骨及附葬品移交汪伪当局。为扩大影响,日伪双方精心策划了“佛骨”移交、“奉安”、建塔安葬等系列活动。汪伪文物保管委员会主任、驻日本大使褚民谊亲撰请柬,恭请日伪军政要员参加。
    1943年2月23日上午10时半,“佛骨”交接仪式在中华门外发掘现场举行。日本方面出席者有:日本驻南京大使重光葵、清水书记官、原田特务机关长、宪兵队代表、报道部鹰尾中尉、日军总部代表、高森部队全体官佐、谷田阅次,及中日有关方面及僧侣达500多人。行礼如仪后,由日本僧侣诵经,中日僧侣上香,主祭者高森部队长高森隆介宣读祭文后,向重光葵递交移管文物目录,重光葵再转交给褚民谊。移交付之发掘品目录为:顶骨一部分,金佛像1座,纳骨小完及银制、锡制箱3个,石完1个,黄铜佛器4个(香炉1个,容器1个,烛台2个),瓷陶佛器5个(花立2个,容器2个,钱香立1个),愕形玉饰1个(实35件之一),珠玉其他杂品35件,古钱322枚,破片38个,供养麦粒1包。重光葵致词指出,三藏玄奖遗骨之发现,“实为世界之大事”,“正象征东方前途之光明”。12时移交仪式结束。接着,玄类“佛骨”与其他随葬品,被迎至鸡鸣寺文物保管委员会大礼堂举行临时奉安典礼仪式。褚民谊主持,接着行礼、上香、诵经,高森部队长、褚民谊先后致词。汪伪文化代表有汪伪中央大学校长樊仲云、伪考试院院长江亢虎等,在汪伪“文物保管委员会”任职的日方人员,研究部副部长清水董三,研究员谷田阅次,专员小山秋平,干事福崎峰太郎、福冈重德、藤谷释男、森川光郎等还撰写了颂文。
    为进一步扩大此事的影响,汪伪政府宣布:把石函、铜盒、佛像、古钱等随葬物交给“行政院文物保管委员会”长期保存,择机向外展出,“再择地中华门外普德寺设计建塔安养,傅垂久远”。④自3月起,博物专门委员会将玄奖法师顶骨石函及遗品之陈列于2号馆2楼陈列公开展览。此外,另设香炉1个,以供各参观者上香之用。
    为广布福音,扩大汪伪政权的影响,1943年12月28日,由褚民谊将玄类“佛骨”打碎后分为五份处理:除一份留南京外,一份送洛阳白马寺,以示玄奖魂归大唐;一份送广州,合葬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内;一份送北京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放于北京广济寺;还有一份则交日本驻南京大使馆,转送日本琦玉县佛寺慈恩院。日、伪当局为呈送唐僧“佛骨”,在明故宫机场举行了隆重的典礼,特派中将参赞武官张恒为伪政府代表,南京宝华寺妙原和尚为南京佛教界代表,白坚居士为南京居民代表,护送“佛骨”,乘专机去北京等地。南京城内外与上海、杭州、苏州、扬州各地赶来的僧侣和居士,以及日本的佛教徒,伏地三叩拜,佛号声震云霄。
    对留在南京的那份玄奖“佛骨”,日伪当局宣布要在南京择地重新安葬。为此,成立“重建三藏塔筹备委员会”,开展“选址”和“重建”。重光葵与褚民谊还为建塔联名向社会发起“募捐”。他们在((重建三藏法师顶骨塔募捐缘起》中,强调高森部队的美意,遗骨发现及安葬的意义,“乞十方居士,中外名人,作慷慨布施·一襄千载一时之盛!”。1943年仲春,“玄类法师顶骨奉安筹备处”编印发行《唐玄奖法师骨塔发掘奉安经过专册》,该专辑除介绍发掘考证经过、玄奖生平事迹、玄类法师与《西游记》、玄奖法师与唯实学外,还刊布了日本驻汪伪使馆、汪伪政府外交部、汪伪文物保管委员会为移交“佛骨”的往来文件。
    接着,又在遗骨择地建塔安葬问题上做足文章,运作媒体,广泛讨论,向有关各方筹商。原先预定在中华门外普德寺设计建塔安养,最终改在玄武湖畔的九华山顶,仿西安兴教寺玄奖塔的形式,建造五层楼阁式砖塔,是谓“三藏塔”。塔于1944年9月间完成,日伪当局选定在1944年10月10日“双十节”,大张旗鼓地举行玄类“佛骨”的“奉安典礼”。博物专门委员会将顶骨及旧有全部附葬品分装合金盒1件,又木箱9件,点交重建三藏塔筹备委员会查收,奉移人塔。
    由上可见,侵华日军对南京佛教摧残与利用的种种表现,是战时日本对华宗教政策的体现与缩影,它是战时日本宗教本质所决定的,无论破坏抑或利用,都是服从于日本侵华的总目标。南京沦陷期间日军对南京佛教“友好”表现,也只是怀柔与利用,是为软化中国人民的斗志,并不真心要保护南京宗教,南京佛教也无须日本来保护。佛教本派的《中国事变本派奉公记要》坦陈了对华举行宗教活动的目的,即“向占领地区之民众阐述帝国之理想,纠正其以往错误的对日观念,使彼等民众成为日本帝国最优秀的合作者。完成此项事业是至关重要的出师目的。”②由于日军血腥屠城,南京佛教业遭受的巨大破坏,在血写事实面前,日军的宗教欺骗就不攻自破。沦陷时期南京的几场“盛大”佛事活动,不过是日伪自编自导的闹剧。事实上,南京佛教界爱国人士对日本侵略的抗争从未停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