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掠夺佛教文物,破坏佛教教育

2020-03-21 13:45:37 点击数:

    宗教文物具有特定的文化蕴含,从一定意义上说,它不仅是宗教的表征,而且有着精神和情感的维系。数千年来,佛教文物对弘传佛法与传播东方文化起了重要作用。抗战时期,日本宗教界内的侵华势力随日军来华,在支持侵略的同时,凯觑中国宗教文物,使中国宗教文物遭受一次浩劫。

    在南京,“同文同种”的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宗教器物情有独钟,凡视为有价值而能携带者,均在劫掠之列。战后,正觉寺损失调查发现,该寺财产器物“被掠一空,不可胜计”,寺内一尊缅甸白玉菩萨佛像,体态自然,衣着简疏,肌理细腻,面目慈祥,衬以缠枝宝相花和莲瓣佛座,更显法相庄严,是极难得的珍品,在日军洗劫中不知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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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时,日军大肆搜刮中国铜铁,铸造军火,因此,南京寺庙内的铜铁法器难逃厄运。南京市民陶秀夫在《日寇祸京始末记》一文中说,“僧寺之大钟铁鼎,以及文德桥之铁栏”等物,也都“置以汽车,运至车站,载于火车而往。在日军的大肆搜掠中,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在南京傅厚岗34号所保藏物品85件又一箱被掠,其中有南京刻石佛一尊(由栖霞山寺塔内出土)、山西赵城县佛寺壁画4块。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存于南京阴阳营23号的经典器物,原为刘铁云藏物,如敦煌千佛洞唐人写四分戒经一卷、壁画天女像等物,均成了日军囊中之物。

    1946年1月3日,时任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副主任的李基鸿致函教育部文化损失调查接收管理委员会,请予查找发还其大光路110号住宅被日军大森毅掠夺文物,所列损失佛像类古物有:居正所赠龙门石佛一尊(有座),德化磁白观音一尊(长1尺余,为珍品),古铜佛一尊,银塔一座(内藏舍利子5粒)。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传贤在汤山古物损失,计有民国纪元前200年至千余年间所造印度西藏之佛造像百余尊、印度西藏之画像百余轴。

    就连南京市府路伪政权要员陶锡三所拥有的佛像、经卷,也不能幸免。南京沦陷初期,陶锡三出任伪南京自治委员会会长。他的住宅也被日军洗劫一空,其中有经书佛像。陶家的人后来在地上拾到日军遗留的一张明信片,上写“中岛本部部队野田支队天野队长天野乡三”。据此,陶锡三要求日伪机关查询时特别指出,室内有价值者“被劫一空,尚不足惜,惟内有佛堂一间,供奉老祖乱笔画像及神圣佛像,并道院传授《太乙北极真经》及《午集正经》、《未集经髓》与各种经典,为修道以来16年身心性命所寄托,今竟全行被劫,闻之伤心涕泪,悲泣如丧考批,痛不欲生”,并乞盼日军将“代为收存”的“经像法宝”返还原主。结果日方回复“无从查询”。

    在战火中,佛教经典多有损失。如1937年12月6日下午日机轰炸,公园路的西方寺损失佛经30部;因日机轰炸,下关仪凤门外祥泰里的世界红十字会南京市分会所属下关支会,损失五教经典及书籍5箱;日军人城时焚毁房屋,普善庵损失佛经50部;日军拆毁房屋,致雨花门内观音庵损失佛经50部;1937年12月,中国佛教会南京分会、三藏殿、大报恩寺被抢宋版兼颜经(祖遗)经典7套20部;由于日军进攻,南京佛教居士林损失经版数千块、经籍数百部。

    对于地下的佛教文物,日军也不放过。1942年11月,日军高森部队派人在南京天禧寺(明代称报恩寺)东冈平整土地,准备建造“稻荷神社”,发现地下洞内石函藏有玄奖顶骨及随葬珍品。日军竟将部分顶骨弄到日本,藏人崎玉县那座与西安一座寺庙同名的慈恩寺中。在藏人该寺前,“大陆浪人”水野梅晓又将其中一部分装人瓶中,藏人三番叮自己家中。后来由于空袭紧张,他把这些东西疏散到位于琦玉县饭能市西北名栗河上游,名栗村字鸟居的平沼弥太郎府中。战后,日本随军记者小误行男还在平沼家中见到玄奖三藏法师的舍利及掠夺自中国的古籍。⑤抗战胜利后,中国驻日代表团根据伊东弥会治记录、水野梅晓口述的《玄奖三藏遗骨分骨渡日经纬》一文,要求日方查寻归还。上世纪60年代,日本佛教界将玄奖遗骨送往台湾,其中的一部分现供奉在日月潭畔玄类寺的石塔中。

    佛教教育事业也遭受严重损失。战前南京寺庙纷纷办起佛学院或学校,以弘扬佛教,培养后继人才、服务社会为目的,主要有金陵佛学院、支那内学院、古林佛学院、普德佛学院、栖霞佛学院、毗卢佛学院和大雄中学〔,南京沦陷时,佛寺僧舍受到摧残,佛学教育被迫中断。

    南京刻经事业也因战祸遭致重大损失。金陵刻经处位于南京市淮海路与延龄巷交叉处,为晚清著名佛学家杨仁山所创建。战前,有71间房屋及院落6亩多。除刻经书外,还刻印佛像。院内有深柳堂、抵垣精舍、像版楼,它是我国独一无二的木刻佛经流通场所。1911年秋,杨逝世后,为纪念其功德,在刻经处后院建杨仁山居士墓塔。1937年12月14日,即日军在占领南京的第二天,便烧毁了深柳堂及谭嗣同赠送的一套红檀木家具、黎元洪赠送的匾额“法幢持世”,深柳堂后的居士塔和院落也同时被损。,刻经处任日兵占据,糟塌不堪。

    支那内学院经书和经版损失。金陵刻经处在杨仁山居士的苦心经营下,刻经弘佛,发扬广大。1911年杨去世后,欧阳渐(1871一1943)主持刻经处的事务。1922年7月,欧阳渐离开金陵刻经处,在公园路创办支那内学院,以育通才、宏至教为主旨。院务分学事两科,设学务、事务、编校流通三处以理之。取名“支那内学院”,是考虑到佛学源自印度,古印度称中国为“支那”,佛学是心灵之学,又称“内学”。支那内学院主要从事佛学教育,同时也着手刻经工作。抗战全面爆发后,居士欧阳渐借助其子欧阳惜在国民政府海军任职之便利,乘军舰率院众将所刻经版迁往四川江津,而留南京无法运走的经书等遭到严重损失。1946年1月20日,支那内学院摄理院长吕澄在四川江津填报损失时写道:“窃本院自民国十一年在南京公园路成立以来,购筑院舍收藏图书并雕印佛学典籍,流通十余年间,致力文化事业从未稍懈。乃于二十六年十二月间日寇人侵,军事紧急不获已仓(黄)惶避地人蜀,暂住江津,所有院中设备藏书等项,因缺少工具无法迁移,竟随同房屋遭兵焚,成为灰烬,损失之巨难以缕述。”①而1942年《支那内学院简史》记述,“至二十六年夏,欧阳先生讲晚年定论,乃立涅梁义,以明佛学究竟,兼摄儒宗焉。讲毕,楼患日深,院舍及图书三十万卷悉付兵焚。”战时,运至江津的经版为避日机空袭轰炸,藏人山洞中。洞中潮湿,经版霉变,难以保存。战后学院将所剩经版运存金陵刻经处时,已几成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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