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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佛教自南宋末期开始由盛转衰,清朝末年西方列强用先进的舰艇大炮轰开了紧锁千年的国门,中国没落的封建帝制早已摇摇欲坠。政治体制的土崩瓦解、社会局势的动荡不安、西方文化的风涌潮至,多领域的全面入侵让自诩天朝上国的中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局。作为传统文化中一环的中国佛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几乎也是衰到无可再衰的地步了,其主要的表现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当时儒释道三教合一讲法之式日趋明显,甚至是司空见惯,这种现象虽然自古就有,可是当说法者没有深厚融贯三家的学识,这样的讲学只会使佛教变得面目全非:其次,1904年清朝廷迫于时代潮流,颁布了一条征用寺庙用以建立新式学堂的条令,作为一直受到封建王权庇护的寺庙受到了致命的打击。许多出家僧人无法再像往日一样安心修行,他们不得不走出寺庙为了保护庙产四处奔波,更有一些出家人忙着做法事搞法会谋取钱财而不注重修为,以至于很多民众把佛教归为封建迷信一类,不再相信佛法并且开始排斥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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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中国佛教徒迫切的需要通过努力来改变当时的现状,最开始显示出其影响力的是一些地方性的佛教居士团体,究其原因,也许是因为这些人“因官方意识形态的破灭,儒家信念逐渐淡薄;或因处于经济、社会和理想的迷茫之中,而从佛教得到了慰藉。”①也正是在这样一个问题突出又产生了发展机遇的时代条件之下,中国的佛教界掀起了一股复兴改革的思潮。很多知识界的佛教徒运用他们的影响来保护寺产、保护僧团,其中最具代表性、也是这次居士佛教运动的领袖人物杨文会居士。自受到《起信论》的点化从此一心向佛的杨文会居士四处寻觅散佚的佛典,并创建金陵刻经处,使之成为当时佛教复兴.运动的大本营,对复兴运动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斓的作用;他开设抵但精舍,大力培养弘法人才并亲力亲为地说法阐教,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挽转当时中国佛教的颓废之势。正是在这样一些继往开来的领袖人物的带领下,中国佛教传统诸宗皆有振作,几成千载绝学的法相唯识学盛景重现,与西方哲学、新一时显学。随着近代心理学的不断发展,中国一些有识之士尝试着运用西方科学的知识来阐述唯识学的内容,或试图将传统唯识学与现代心理学进行比较,甚至是将唯识学看作是一门成熟的心理学。在这些人之中,太虚大师撰写了十多篇文章,如《佛家心理学之研究》、理革命》、《行为学与心理学》等,从佛学的角度与西方心理学进行了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