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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佛教中的历史编撰与史学传统

2020-03-20 13:14:58 点击数:

    (1)佛教史实的考订、编撰:现代学术方法和视野

    学者们带着批判的眼光来看待、整理存留在文献中的东亚佛教历史。陈金华教授的论文为Zhihuilun智慧轮(?一875/876),a Late Tang Promoter of Esoteric Buddhism Whose Life was Misrepresented by Zanning赞宁(919-1001); A Reconstruction on the Basis of New Textual and Epigraphic Evidence。他运用近年陕西法门寺的出土材料,详细考订了晚唐密教高僧智慧轮的生平和思想,修正或者大部分推翻了赞宁在《宋高僧传》中关于智慧轮的记载,并尝试重建智慧轮的行迹。这里隐含的信息是,以现代考古学成果为基础的历史研究,能够让研究者警惕传世文献的讹误。黄绎勋教授的论文与陈文异曲同工,她详细考察永嘉玄觉的传记,发现由相似历史文献来构造的同一历史人物,居然具有不同甚至是具有宗派对立性质的身份:天台宗弟子和禅宗祖师。较之陈金华教授采用严格的材料互证以定真伪而言,黄绎勋教授提交了《永嘉玄觉之传记再考—兼论汉传佛教历史宗派思想的发展》论文,认为当代研究者需要注意文献的成书立场以及其中所潜藏的宗派意识形态,这实质上是在二阶的层面上来考察宗派(教)历史及其编撰与其支配性观念之间的关系,从而跳出了较为严苛的实证式历史学。Marion Meisig教授讨论了康僧会以不同方式运用“善财童子”的意义,指出康僧会目的在于谴责残酷的血祭,认为众生获得救度应该依靠正确的佛教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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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较之学者个体的案腆劳作,较之中国佛学史研究者囿于佛教经典、僧传、灯录等资料,马德伟(MarcusBingenheimer)教授介绍了他目前所从事的工作—佛寺志的电子化:在技术上借助了现代电子技术和网络平合,不仅有效地汇集散落世界各地的相关资料,同时也扩充了史料的范围、提高了史料使用的效率。这里有几个重要的目标和贡献。①马德伟教授带领其团队收集了超过230种佛寺志,将纸质文献变成高质量的、可以检索的电子资源,为学界研究提供方便;②通过比较《中国佛寺志丛刊》和《中国佛寺史志丛刊》,在文字、内容层面找出佛寺志各个版本重叠、差异的部分;③尽可能查找出这些文献的起源和变异;④通过电子技术实现迅速而全面的交叉索引,寻找并确定出佛寺的时空参数,厘清不同寺志之间的内容关联与差异;⑤通过以上的步骤和方式,进而勾勒佛寺、寺志与佛教经典、观念之间的关系,⑥尤其值得钦佩的是,佛寺志数位化的资源完全免费开放.
    <2)佛教:他者的视角
    就佛教内部来观察佛教(史)是惯常的做法,但学者们的视野并不仅仅局限于此。佛教或者中国佛教本身并非独立自为,毋宁是,还并行并存有其他社会现象,这里暂时将之命名为“他者”。这个他者可以是人物、地域、教派、教义等。他者的存在意味着比较的研究顺理成章。马克瑞(John R  McRae)教授的研究就是一个案例.其论文《东亚与东南亚佛教之比较—从周边看传统中国》通过比较的眼光—从东南亚大陆来反观东亚的中国.这个比较横贯两个千年。如此恢宏的时空比较,目的在于说明一个主题:东亚佛教中“超脱与权力之间的关系”。马克瑞划定了比较的基础,即亚洲大陆这两部分的“地理一生态”、农业发展模式、人类居住模式和文字,他希望从中找出相似和差异。由于第一个千年(中国的东汉到五代)东南亚资料的匾乏,实质上很难得出有意义的结论。而在第二个千年(中国的宋到清末),马克瑞教授认为东南亚佛教“忠于经文”,在修行上是一种“净化的过程n而中国佛教宗派与教理的发展则表现为“新陈代谢”,是一个“发现的过程”,或者说中国佛教开始了对理论的创造,形成中国化的佛教形态。在此过程中,由于对教义和修行在理解和实践中差异,东南亚诸国促成了政教合一,或者说缺失了超脱与权力的二元对立,而中国正好相反。
    与此宏阔的视野相比,其余三篇堪称小题或者个案。梅谦立教授提交了论文An early investigation on Chi-nese Buddhism by the Jesuit missionary Prospero Intorcetta(二1668)。论文描述、分析并评价了早期的基督教传教士Prospero Intorcetta (1626-1696)在遭遇佛教时所获得的理解。他认为当Intorcetta凭借其欧洲哲学和宗教的背景来理解中国佛教的时候,未免消极,或者带有某种简单、片面甚至是错误;比如将净土宗看作是“迷信的”,将禅宗看作“无神论的”,再如认为佛教的“绝对实在”无法比肩西方思想中的“超验的神”。对于这样的理解和判断,梅谦立教授认为是文化差异所带来的结果。换言之,西方传教士由于基督教所提供的理论模式,使其难以理解中国佛教、儒家等在理论、修行、语言、仪式等方面的多义性;这种疑难并非出自个人或者教派之间的自闭,实质上源于不同文化传统和体系之间的隔阂。
    面对这种文化差异或者宗教的差异所带来的冲突,龚隽教授(论文《译经中的政治—李提摩太与《大乘起信论》》)也提供了一个案例.从李提摩太对《大乘起信论》的翻译人手,指出李提摩太的翻译实践及其原则不能看作简单的误译,毋宁是在某种目的之下的“政治修辞”。
    陈继东教授的论文是《(馗书)初刻本〔一九00)看章炳麟的早期佛教认识》,他反驳了学界对章炳麟在1903年以后趋向佛学之动因和态度的简单化判断。指出章氏研习佛教并非“偶然的突变”,而是“自然的趋向”。陈文还引而未发地指向一个更为宏大和深邃的背景:晚清知识界在清末国际化的浪潮中,从满汉之争走向中西对峙,敏锐的学人有感于西方的强盛而中华的积弱,希望从文化、知识、理智的根源里、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自然、生命、人类、信仰乃至语言、历史和社会—寻求比肩于西方现代文明的中国传统资源。这个资源就是汉语佛学,尤其是唯识学。
    (3)佛教:在日本的展开
    关于日本的佛教,本次会议仅有四篇文章论及。末木文美士教授把日本的判教分为3个类别:综合性判教、选择性判教以及大乘非佛说.廖肇亨、林佩莹、何燕生等学者基本上是在系谱学或者社会学的意义上来讨论日本的佛教现象。廖肇亨教授勾勒了“普陀山一观音”信仰文化从中国到日本的演变、从佛学到文学的渗透;认为普陀山之所以成为东亚各国发展观音侧印的神圣空间,一方面是宗教仪式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人心思维的外部投影。
    林佩莹博士、何燕生教授则借系谱学的方式讨论了日本的社会与佛教现象。前者分析了圣德太子的化身故事,这实质上仍是马克瑞的问题:(在日本)超脱与权力如何结合到一起。何燕生教授分析了日本“禅宗与武士道”的言说和牛成背景,明确指出,日本的这个传统实质上是“被创造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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