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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势力迁入与佛教的关系

2020-03-19 12:48:35 点击数:

    北凉政权统治吐鲁番期间,主要是以沮渠氏家族为首,其余如索氏等都是从敦煌、凉州等地迁徙而来,由于北凉政权统治吐鲁番仅二十余年,迁徙而来的各家族也才安定下来。高昌国时期,初期大家族有马氏、i}氏,中后期主要是鞠氏与张氏家族的联合。鞠氏王族与张氏家族主要是通过姻亲关系,如高昌国末期的重要将领张雄,阿斯塔纳206号墓为张氏家族的墓地,《故伪高昌左卫大将军张君夫人永安郡君鞠氏墓志铭》中记述了他的显赫身份,张雄在高宗垂拱四年去世,生前地位极高,官职为“高昌左卫大将军、都给曹郎中”。究其身份,他的姑母是高昌王鞠伯雅的妃子,即继任国王鞠文泰的生母。其去世后,一方面凭借大家族的身份,一方面在生前主张归唐的倾向,表明对唐朝的忠心,他的两个儿子张定和、张怀寂均受到唐王朝重用,如张怀寂在高宗永徽年间就曾出任西州都督。高昌国时代虽然长期受北方少数民族的控制,但主政者依然是汉族的世家大族,就连柔然统治者也不得不启用阉伯周,高昌郡时期阉爽便是高昌太守,柔然正是看到了阉氏家族在高昌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才扶持其为王。高车取代柔然后便迅速换掉阉氏,立敦煌人张孟明为王,可见吐鲁番主要的几个大家族都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之间有着紧密联系。马儒和鞠氏家族共三次向北魏政权请求“举国内迁”都不被允许。朱雷先生指出,所谓不愿东迁与“国人”不断另立新主的根源,在于东迁触动了家族的既得利益,他们担心东迁之后会丧失己经取得的一系列特权,因此坚决反对‘。隋唐两朝建政后,鞠氏再也没有提过内附的事,可见决定其内附的因素并非是中原王朝的强大与否,而是自己的统治基础是否稳固,这也恰恰反映了鞠氏己经在吐鲁番取得了牢固的统治地位,不再像高昌国初期各个家族之间的互相争权并立。此时只需要在各强大的外部势力之间保持平衡,求得政治上的承认即可。吐鲁番地区的胡人家族也是一支重要的力量,他们与敦煌的粟特人一样,都集中居住在西州高昌县崇化乡安乐里,如突厥的骨逻拂斯部落,他们以“夷胡户”的身份出现,在他们之中一定形成了家族势力,但本文讨论的范围主要集中于汉族大家族,关于这一问题先不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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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凉沮渠氏崇佛的风气,并非是西迁之后才有的。东晋隆安元年(397年),段业被沮渠男成兄弟所推,以张掖为中心建立了北凉政权。东晋义熙八年(412年),沮渠蒙逊将北凉都城由张掖迁往凉州,迎来了北凉的全盛时代,凉州随之成为了河西地区的佛教中心,东来西往的高僧云集,僧徒众多,开坛讲经,立寺弘法。北凉灭亡西凉政权后,吐鲁番与张掖、凉州之间的往来更加频繁,在国家政权的支持下,凉州设有大型译场闲豫宫,许多的佛学经典和佛教经义都是从凉州翻译后,沿河西走廊向吐鲁番回流传播。直到北魏太延五年(439年),北魏军队攻克凉州,俘获了北凉王沮渠牧键,面对北魏军队的紧逼,在固守瓜沙无望后,北凉政权在沮渠无讳、沮渠安周的率领下,率残部西渡流沙,经都善、焉者进攻高昌,并最终于北魏泰常七年(422年)占据高昌,赶走了高昌太守阉爽。自此,高昌北凉政权向东与北魏对峙,向西与车师政权并立。跟随北凉王室西迁的还有大批河西的世家大族、佛教僧人、文人学士等。

    从承平十八年之后,吐鲁番盆地就一直受到柔然、高车的控制,最终北方游牧民族柔然南下,灭亡了北凉残余政权。在柔然的帮助下,流亡的阉氏家族重新执政,并选择阉爽的儿子阉伯周为王。高车兴起后,选择与张氏家族合作,杀阐首归立张孟明为王。从六年之后“国人”反叛来看,张孟明应当与阉氏家族一样,作为异族势力的代言人,导致汉族家族内部分裂。马儒称王后同样如此,直到鞠氏掌权,局势才逐渐稳定下来。目前少有关于阔氏、张氏、马氏三姓为王时佛教的记载,但是从鞠氏的表现来看,他们应当是继承了北凉崇佛的传统。鞠氏历任诸王也都崇信佛教,即使在“义和政变”期间,佛教仍然在继续发展。关于“国人”能够不断政变,杀王而另立新主,并稳定局势。吐鲁番地区也只有世家大族能够做到,围绕着王位的争夺,实际上也是各个家族之间的联合与斗争。在高昌国时代,佛教势力发展的突出表现是佛教寺院经济的快速发展,寺院经济从北凉时代起,在吐鲁番的寺院中就己经开始快速发展,作为绿洲国家,高昌国的寺院经济基本占据了半壁江山,控制着众多的人口。大乘佛教信仰从社会中上阶层开始逐渐下移,为更多的普通百姓所接受。身为汉人的高昌统治者,不仅将个人信仰寄托在佛教寺院,更通过控制寺院,发展寺院经济,通过劳动人口的附庸和土地的租佃化,控制着整个吐鲁番社会。随着家族势力达到顶点,与之伴随的佛教势力和寺院经济也迎来了最繁荣的时代。

    入唐之后,实际上是吐鲁番家族势力发展的衰落期。贞观十四年(640年),由于高昌国与西突厥的联合,向往来的商旅征收高额税款,并与焉者国交恶,希望阻断“大债路”,阻塞了丝路贸易,直接影响到了唐王朝的利益。唐太宗出兵平定高昌,以其地置西州。经过朝廷内部争论后,迅速将与中原地区州县相同的行政、军事等一系列制度在西州推行,并在交河城设置安西都护府,辐射整个塔里木盆地,为进一步进军西域打下基础。同时,对吐鲁番地区佛教寺院施行大规模的改革,如更改寺名、合并裁撤寺院、整顿佛教教团、放免寺户、收回土地等,从宋代王延德出使高昌回鹊“佛寺五十徐区,皆唐朝所赐额”‘的记载,就能看到佛教寺院在数量和名称上的改变,唐王朝对佛教本身的限制,隐含的是对寺院背后家族势力的削弱和打击。把鞠氏、张氏列为“官人头首”,将整个家族全部迁往首都长安和洛阳,以便加强控制。高宗永徽年间,由于西域形势的变化,唐廷的统治政策随之发生了改变,将原来居于内地的西域各国王族和世家大族送回本国,帮助唐王朝稳定西域的统治。在这一时期的吐鲁番文书中,关于大家族成员的记载又多了起来。可见在五至七世纪的吐鲁番地区,佛教势力的盛衰与家族势力、国家政策的变化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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