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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鲁番佛教发展概况

2020-03-19 12:42:29 点击数:

    在西汉时期,吐鲁番地区就以“高昌壁”得名,五凉势力到达前,吐鲁番盆地就一分为二,形成了高昌与车师前部并立的局面。前凉张骏统治时期,高昌郡为前凉所属,前凉历代统治者世信佛教,河西地区和高昌郡地区佛教得到了快速发展,一度在整个河西走廊出现了“村坞相属,多有塔寺”‘的盛况,己出土的十六国时期写本《佛说七女经》残片,都表明佛教当时己经传入吐鲁番地区,并且流行开来。《魏书》中所记载的应当是高昌地区的情况,而非车师。

    关于吐鲁番佛教系统组成,实际上有两个大的来源,与吐鲁番地区本身的分离有关,一处为车师前部所统辖的地区,主要流传的是从印度和中亚地区所传来的佛教,表现为小乘信仰。道安在《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中记载,车师前部的国王名弥第,在建元十八年入贡之时,他的国师鸡摩罗跋提“献胡大品一部,四百二蝶,言二十千失卢”,其中特地强调“失卢”数经的方法,一次为三十二个字。可知车师前部国王前来长安所献均为“胡本”,应当为梵文本或吐火罗文本,再从其国师“鸡摩罗跋提”来看,其绝非汉人,很可能为龟兹高僧。另一处则是汉人占据的高昌故城地区,主要信仰大乘佛教,受到河西和中原文化的影响较大。《佛国记》中记载了与法显同行的智严、慧简、慧冤等人,在临近车师的乌夷国希望求得行资费,但是乌夷国“人不修礼仪遇客甚薄”,这符合小乘佛教规矩,三人“遂返向高昌欲求行资”3,在高昌故城法显等人受到了大乘佛教信徒的资助,所资助之人为前秦皇族符公孙,正是得到了充足的物资保障,三人才能够继续西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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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凉政权在河西地区统治了三十余年,不仅重用文人儒生,大力发展教育,自身汉化的程度也相当高,在中原地区战乱的大背景下,河西文化能够在当时独树一帜。沮渠氏还大力支持佛教,统治中心在凉州时,整个河西地区均大规模开窟造像、修建佛塔,今甘肃省张掖地区的金塔寺石窟、马蹄寺石窟便是北凉时期的代表,形成了观佛礼佛的良好氛围。同时佛经翻译盛行,如《金光明经》便是由中天竺高僧昙无截所译,并沿河西走廊传入吐鲁番地区,这使得以北凉政权为代表的河西佛教在义理、译经、开窟、造像等方面都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色,为西迁吐鲁番之后佛教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随着北凉政权西迁,最终在高昌建政,随之带来的汉地大乘佛教思想冲击着当地固有的文化信仰,尤其是车师前部的小乘佛教。北凉灭亡车师前部之后,有很多不愿信仰大乘的佛教徒相继离开,前往同样信仰小乘的龟兹、焉者等国,史书记载高昌曾有多人前往“屈支”出家,“屈支”为龟兹别译,这些人组成一个群体,共同居住在一间寺院之中,且特地标明此寺是在龟兹王城的东南方。姚崇新先生据此认为高昌民众是有组织的,分多批去往龟兹修行小乘佛法的‘。姚氏的思路大致是对的,至于为什么大批信众离开高昌去往龟兹,并没有加以说明,只是推测有可能是为了逃避赋役。笔者推测很可能是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扶持,修行小乘佛教的僧侣受到排挤,被迫离开车师、高昌去往相邻并且同样有小乘佛法信仰的龟兹。由于入龟兹的人数太多,龟兹原有的寺院不能满足和容纳如此多的人口,因此这些外来者无奈只能选择“别居一寺”。当然还可能解释为高昌国初期国内政局的动荡,或是躲避北方柔然等少数民族的入侵。但在佛教思想交替与转变的时期,一定存在因为信仰原因着避难的可能。北凉西迁,弥勒信仰也随之进入吐鲁番,当大乘佛教在逐渐吐鲁番地区占据主导之后,小乘佛教不再具有根本性的挑战,作为佛教的一部分,与其他宗教一样被接纳和包容。留下的土著的车师人开始直接接触到了大乘佛教的思想,《续高僧传》记载僧人岌多在高昌的诸寺中云游,所见“其僧侣,多学汉言。虽停二年,无所宣述。”表明整个吐鲁番地区的佛教信仰开始由小乘转向大乘,僧尼群体大量开始接触汉文本经书。

    毫无疑问,大乘佛教的流行并非如一些学者所言占据了绝对优势,高昌以西除于闻外,众多的绿洲国家都是信仰小乘,如临近吐鲁番地区的焉者、龟兹两国。大乘思想在统治阶层中占据优势并逐渐下移,在中下层的民众和普通官吏(尤其是胡人)中,很可能是两种信仰并行,如车师旧部的败亡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小乘仍然在吐鲁番的车姓遗民中流行,不懂汉语的胡人阅读佛典仍然要借助胡语本。直到高昌国初期仍有僧侣信仰小乘,如高僧法慧从龟兹返回高昌后并没有受到排斥,反而拥有“德索既高,尼众依止,OT其诚训”3的崇高地位。从吐鲁番文书中僧人买肉食肉的记载来看,直到高昌国时期至少是大小乘思想都存在并行的,小乘虽然不占主流,仍具有一定影响。
    高昌国时代,大乘占据了吐鲁番佛教思想的主流,抄诵的经文多是《佛说无量寿经》、《阿弥陀经》、《佛说首楞严三昧经》、《观佛三昧海经》等大乘经典。抄写于高昌延昌十七年(577年)的《大般涅桑经》题记中表明,这是一件尼僧为其亡父母抄经祈福的经卷,尾题记载:“愿现身康强,远离苦缚。七祖之魂,考姚往识,超升慈宫”‘,反映了弥勒信仰和弥陀信仰在吐鲁番并行传播。当时长安、凉州均流行大乘佛教,竺法护、昙无i}-'c ,鸡摩罗什等都是这一时代著名的大乘高僧。虽然高昌国建国初期,外部不断受到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内部各个世家大族争夺领导权,但是在对于佛教的保护和扶持上却没有分歧,因此在进入政权势力稳定的阶段后,则迎来了吐鲁番佛教势力的繁荣,统治者继承并继续支持佛教势力的发展。经过北凉的大力扶持和原有的佛基础,佛教势力在高昌国中后期出现了“僧徒虽少,亦有数千”的繁荣局面,从王族至基层百姓,全民信仰佛教。值得注意的是,以佛教寺院为经济组织,不仅仅家族势力的家庙,还通过经济的手段将整个基层的普通百姓都纳入到生产体系中,整个吐鲁番社会都被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北凉统治时期为吐鲁番佛教由小乘向大乘的过渡阶段,从政治上在吐鲁番盆地完成统一开始,主要是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之间的斗争。由于统治阶层的扶持,大乘迅速的占据优势,因此这一时期是典型的由小乘向大乘过渡的阶段。但与此同时,其他宗教势力也与之并立,如道教、袄教等,他们在北凉政权到达之前就己经根植于吐鲁番。高昌国时代的统治者继承了北凉的政策,这一阶段主要是佛教势力与其他宗教势力之间的融合,佛教势力内部有大乘与小乘、汉地佛教与西域佛教之间的融合,外部与道教、袄教、儒家思想、吐鲁番本地神抵的融合。在众多的包容与接纳下,佛教势力完成了两次信仰的转变,迎来了全盛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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