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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道之争

2020-03-19 12:17:07 点击数:

1、由交流转向请难

    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它产生于东汉顺帝(公元125-144年)年间,至今己有一千八百多年的历史。道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有一个较大的发展,东晋时的葛洪从神仙方术的角度发展了道教,创立了道教的丹鼎一系。与葛洪同时,天师道在江东盛行,并逐渐向义理方面发展,先后形成上清、灵宝、三皇三支经法。此三支经法到南朝刘宋时由陆修静汇归一流,后陶弘景加以发挥,形成道教经篆系,史称“南天师道”。南北朝时,道教的最大发展史北魏寇谦之改革“五斗米道”,创立“北天师道”。寇谦之自称太上老君授以天师之位,命其改革、整顿道教。经过寇谦之的改革,使道教由原来的民间的宗教,变为官方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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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汉年间,佛教刚传入中国时,曾攀附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作为道教前身的“神仙道”和“黄老道”。因此,当时的佛教被看成是神仙道术的一种,民间也常常黄老、浮屠并称兼祀。而佛教与黄老并列一起被信仰、供奉、祭祀,乃是这一外来宗教“中国化”的最初体现。’这一时期的佛道关系还是相互交流、支持更多。随着宗教信仰的扩大,更多的外来僧人来华,译经事业趋向繁荣,系统的教理、教义得以广泛的传播,佛教作为区别于中国传统信仰的外来宗教的面貌逐渐明晰起来,佛教与传统宗教、文化的冲突也日益明显。

    早在汉魏时期出现的《牟子理惑论》就辑录了佛、道之间由开始的互相交流、互相解释道后来包括道教徒在内的中土人士对佛教违背中国传统的纲常伦理的指责。其中问到什么是道,牟子认为道就是导,导人致于无为,视之无形,听之无声。这里牟子所谓的“道”同先秦哲学,特别是道家哲学中的“道”没有区别。问者所问的显然是佛教的“道”,而牟子却以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道”来回答,他就是以中国传统的观念去理解佛教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道之争,都涉及到夷夏之辩的问题,“浮屠害政”等却也是道教和儒家一起反对佛教的另一个证据,他们常常指责佛教对于王道政治的危害。由于王权是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如果道教和儒家能拿出充分的证据说明佛教对王道政治的威胁,那么佛教也难逃被诛除的命运,当冲突超出理论争辩的范围时,就表现为政治上的限佛和灭佛,“三武灭佛”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但是佛教并没有因为两次毁法事件而消亡,灭佛事件不久,又掀起了兴佛的运动。

2、夷夏之辩

    西晋道士王浮,伪作《老子化胡经》,其主题思想便是“用夷变夏”。《高僧传》中对此也有侧面的记述,如曾有一个人,姓李名通,此人死后又苏醒过来,说自己见到了祖法师在阎罗王那里为王讲解《首楞严经》,还见到了祭酒王浮,有的人说是道士基公,被锁在那里,正求祖法师为他忏悔。当年帛远在平日常常与王浮争论佛、道二教孰正孰邪,王浮屡为帛远所驳倒,既生怨怒而心不能忍,便写了一部《老子化胡经》,用以污蔑诽谤佛法,最终灾祸得其所归,所以王浮临死之时方生悔意。这是佛教对于道教的低毁和排挤时的奋起反击。

    如何对待外来佛教,又牵涉到儒家视为原则的“夷夏之辨”,这也是佛道之争的另一个中心问题。自汉魏之后,儒、道两家都把“夷夏之辨”作为低毁佛教的一面大旗,向佛教发起进攻。南朝宋道士顾欢作《夷夏论》,以“夷夏有别”反对佛教。《夷夏论》一出,立即遭到了佛教徒的反驳。僧、俗撰文反驳顾欢的有很多人,其中曾于宋明帝时作过“散骑常侍”的谢镇之两次致书顾欢,他认为孔、老之教,虽然“尽美”,但终不如佛教之“尽善”,表明佛教优于儒、道,他还指责顾欢既不“解佛”,也不“解道”,把顾氏奚落了一番。又有《三破论》的作者更视佛教为“三破”之法,认为它“不施中国,本正西域”,因为“胡人刚强无礼,不异禽兽”,故兴此教,“欲断其恶种”。’对此维护佛教者,自然要出而反驳之。先有刘舞作《灭惑论》,逐条批驳了《三破论》;又有僧人玄光作《辩惑论》,指出《三破论》有“五逆”、“六极”的罪过;后有僧人僧顺,作《答道士假称张融<三破论>十九条》,进行了逐条批驳。对于“夷夏”论者来说,可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了。所谓的“夷夏之辨”,是“华夏中心”论和“华夏正统”论在如何看待佛教问题上的一种表现,这种争辩,暴露出了“夷夏”论者的思想狭隘、目光短浅。

    总之,道教反佛,多与儒家结成同盟,并从纲常伦理、王道政治、夷夏之辨等立论,而这三方面正是中华民族的社会政治制度、思想文化传统、民族心理习惯之特点所在。因此,道教常常把佛教推至相当艰难的境地。在《弘明集》和《广弘明集》中,对佛道之争进行了详细的记载。纵观佛道斗争的历史,可以看到,佛教在传入中土之后,曾遭到包括道教在内的多方面的顽强抵抗和强烈排斥。为了确保自己能在异国的土壤中扎下根来,僧人们不得不力求更多的了解和把握国的传统文化,以便于自卫和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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