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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经与求法

2020-03-19 10:42:33 点击数:

    魏国时期,世乱时暂,译经的人并不多,所译佛经的数量也很有限。据《出三藏记集》卷二《新集经论录》,这一时期的译经,共约四十多部,近七十卷。从译经的部、卷数中可以知道,这些译经绝大多数是小部头的。这一时期的译人,见于《出三藏记集》的只有三人,即康僧会、朱士行和支谦。见于《高僧传》卷一《译经上》的,正传三人,即昙柯迎罗、康僧会和维抵难,附见六人。从译经的情况看来,当时的僧人己经受到了魏晋玄学的影响,但还处于中国佛经翻译史上的早期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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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至晋代,译经数量较前大增,佛教各个不同体系的经典,几乎都从这个时期开始相继译出。据《出三藏记集》(卷二)所载,当世的译人近三十人,总共译经二百五十来部,近一千三百卷,主要有《阿含经》、《般若》、《四论》、《华严》、《法华》、《律藏》等重要佛教经典的翻译。译经数量最多的应数竺法护,汤用彤先生在谈及法护译经时,曾写道:“西晋译经者,尚有多人,……但护公实后世之所仰望。……护公于佛教入中华以来,译经最多。又其学大彰《方等》玄致,宜世人尊之,位在佛教玄学之首也”。’同时,相应地出现了一批从事于佛教理论研究的“义学沙门”,佛教有了自己的具有独立见解的学者,特别在魏晋玄学的影响之下,佛教的《般若》学者,勃然兴起。《般若》学比附玄学,于是就出现了披着袭装的清谈家。魏晋玄学的思想理论基础,很大程度上师属于老、庄道学,老子认为“无,名天地之始”,和《般若》主张“一切皆空”,有很大的相似之处,继承《般若》学的传统,加上魏晋玄学的影响,就形成了南北朝时代南方佛教的义理之学。而晋代佛教最重要的一点,可以说是己经完全摆脱了汉代佛教那种对于神仙方术的依附,开始走上了带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当时还有中国佛教史上一位早期的西行求法的高僧法显,他誓志西行,历尽艰难,备尝辛苦,九死一生,方到印度。取得佛经后,又陆路西行,海道东归,历尽艰险,方才安全归国。虽然自朱士行之后,西行求法者很多,但法显之前,多半是到西域而止,也有至印度者,或含恨以没,或留而不返,如法显坚贞不渝,有始有终,并且携带大批梵本经、律来归者,玄奖之前,只有他一人而已。

    南朝时期的译经,大小乘、空有、性相、经、律、论典,皆有所出,译经最多的是求那跋陀罗,中国本土的译人主要以智严、宝云为代表。晋宋之际,亦有佛教僧人不畏艰险西行求法,汤用彤也曾说:“计自法显、法领至于法勇,西行者无虑数十人。度雪岭,攀悬崖,历万苦而求法,其生还者固有,而含恨以没,未申所志,事迹不彰,或至姓名失传,不知几人。先民志节之伟大,盖可以风矣”。z汤老这些话,既概述了晋宋之际佛教僧人西行求法的史实,又对这些西行求法者的艰苦志节表示了推崇之意。北朝的译经在佛教的译经史上也有一定的影响,译人有菩提流支等。北朝亦有西行求法者,如僧惠生,于北魏孝明帝年间,从洛阳出发,西度流沙,翻越葱岭,进入天竺,巡礼佛迹,并寻得梵本“大乘妙典”一百七十部,收获可谓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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