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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阶层对梵呗词曲的整理

2020-03-19 10:18:37 点击数:

    在佛教音乐融入的过程中,不仅有文人、僧侣对梵叹的改进,更有统治阶层的参与。南朝齐竟陵王萧子良和梁武帝萧衍便是其典型例子。

    竟陵王萧子良是南朝崇佛的王公贵族代表,他有着虔诚的佛教信仰,以此指导自己的立身行事。他崇信佛教,并从事大量与佛教有关的文化活动。在他的扶持下,江南地区佛教在各方面的发展颇具规模,呈现出一副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
    南朝佛教兴盛,帝王崇佛,贵族士大夫习佛成风。萧子良的祖父齐高帝萧道成以及父亲齐武帝萧啧在位时,均有扶持佛教的表现,而萧氏家族成员如豫章王萧疑,临川王萧映,长沙威王萧晃,宜都王萧铿,文惠太子萧长惫,晋安王萧子愚,萧子范,萧子显,萧子云,萧子晖等,亦亲近僧人,参与法事。佛教得到上层实权人物的拥护,寺院经济发达,僧团势力扩大;僧人一改东晋时期隐居山林,纷纷应邀讲法,出入王公贵族府第。在这样氛围中成长的萧子良也对佛教抱持一份好感和亲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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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子良热衷结交僧人,多次召集僧人讲经说法。现存文献中最早关于帝王主办的大法会就是由他发起的。“永明七年十月,文宣王招集京师硕学名僧五百余人,请定林僧柔法师、谢寺慧次法师于普弘寺迭讲,……及座乃请枯及安乐智称法师,更集尼众二部名德七百余人,续讲《十诵律》,志令四众净业还白。·一八年正月二十三年解座。”①这次大法会规模宏大、内容丰富,不但人数众多,而且举行时间长达四个月之久。这些史实足以说明他对佛教的敬重态度,所以后来能“集京师善声沙门”⑧共同研究佛教音乐也不足为奇了。
    “永明七年二月十九日,司徒竟陵文宣王梦与佛前咏《维摩》一契。同声发而觉,即起至佛堂中,还如梦中法,更咏古《维摩》一契.便觉韵声流好,著工恒日。明旦即集京师善声沙门龙光普智、新安道兴、多宝慧忍、天宝超胜,及僧辩等,集第作声。辩传古《维摩》一契、《瑞应》七言褐一契,最是命家之作。”
    “齐文宣感梦之后集诸经师。乃共忍斟酌旧声诊品新异。制瑞应四十二契,忍所得最长妙。于是令慧满、僧业、僧尚、超朗、僧期、超酞、慧旭、法律、昙慧、僧J},.慧缘、法慈等四十余人,皆就忍受学,遂传法于今。”。
    在萧子良的组织下,对传统梵叹进行唱诵曲调的比较,意在集中整理传统梵叹。其中释僧辩作《维摩》一契和《瑞应七言渴》一契的新梵叹,释僧辩的弟子释慧忍作新的《瑞应》四十二契,萧子良还下令慧满、僧业等四十余名僧人跟从慧忍学习。僧辩和慧忍随后培养了一批高水平的梵叹名僧,对整理校勘梵叹、继承传统梵叹和创作新梵叹发挥了极大作用,更为以后梁武帝时期梵叹的进一步发展与创新奠定了基础。
    虽然这些音乐其后散落殆尽,但从《高僧传》卷十三中萧子良等人“殷勤磋咏,曲意音律,撰集异同,斟酌科例,存于旧法,正可三百余声”①以及《法录集》中说萧子良有《法门赞》一卷、《赞梵I现褐文》一卷、《梵叹序》一卷、《转读法并释滞》一卷,《竟陵文宣撰梵礼赞》、《竟陵文宣制唱萨愿赞》、《竟陵文宣王集第转经记》等记录中,可知萧子良造制梵non新声,确有实际功劳。其中《转读法并释滞》是萧子良在对梵唤词曲进行整理校勘的基础上撰著的,这是一部关于梵叹理论和技术的专著,对以后梵叹的传承奠定了理论和技术基础,也是南北朝佛教音乐梵叹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到了梁武帝萧衍时,凭着他一国之君的地位,把佛教音乐引入宫廷播向大众的同时也促成梵n}“华化”的转型,是推动佛教音乐与中国音乐文化结合的重要人物。梁武帝萧衍是南朝梁代的开国皇帝,在位48年。他既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也是位虔诚的佛教徒。“然南朝佛教势力之推广至梁武帝可谓至极。”被推崇为“菩萨皇帝”,而他也以“佛化治国”的理念为中心来制定与推行各种政教结合政策,对梁代的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均产生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如下:(1)舍道归佛,以佛教为国教。(2)严格戒律,.禁断酒肉。(3)广建佛寺,大造佛像。(4)重视译经,亲自讲经说法,广开各类佛教法会。(5)编集、注释并撰写佛教著述。(6)倡导佛教音乐。(7)崇敬佛法、广交佛僧,四次舍身入寺。(8)加强佛教交流,推动佛教传播。
    综观梁武帝的一生是尊奉佛教的一生。梁武帝一生尊奉佛教,将佛教思想融入到治国之道,成为世间佛法。梁武帝对佛教各个方面不断完善提供条件。在裁定梁朝雅乐时,大量引入佛教梵叹音乐于其中,将佛教音叹与中国商周以来的传统音乐融合起来,使中国的佛教音乐发展到历史上的第一次高潮。梁武帝对中国佛教音乐最大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一是以“正乐”为名,将佛教音乐引入宫廷成为正统的“雅乐”。二是兴建佛教法事音乐。
    雅乐,是中国封建社会官方文化的代表和象征。历朝历代都把雅乐作为统治基础,反映出整个统治阶级的文化风貌。各朝的雅乐都以夏商周为正统,以“六代乐舞”为正宗。梁武帝不但“改诸辞为相和引”,将庙堂之乐引入歌舞、百戏,也将踩高跷、车轮轧脖子等杂技混杂在各雅乐之中,尤其是第一次将佛教音乐带入中国封建文化高层,成为宫廷“雅乐”形式之二。从此之后,一向被视为儒家“根本”的礼乐悄悄地变成了佛乐,跟所有新旧儒家们开了一个大玩笑。梁武帝即位后的第一年(公元536年)便下诏“正乐”
    公元536年,梁武帝即位,下诏“正乐”,他主持制定了四十九首雅乐,夹杂着相当数量带有明显佛教风格的曲子。其中如“白鹿”、“青紫鹿”、“金轮幢伎”、“须弥山伎”、“五案幢咒愿伎”等都被怀疑为佛教音乐。⑧说明梁武帝为了便于弘法首开梁朝一代乐风。
    《隋书.音乐志》记载:“帝既笃敬佛法,又制《善哉》、《大乐》、《大欢》、《天道》、《仙道》、《神王》、《龙王》、《灭过恶》、《除爱水》、《断苦轮》等十篇,名为正乐,皆述佛法。”通过“正乐”,表明他的目的:用佛教思想对传统雅乐进行改进。可以说梁武帝的“正乐”行为是我国音乐历史上的非凡创举,他以佛教思想将佛教音乐带入宫廷,将佛教音乐融入到能够代表封建国家的雅乐之中,对雅乐进行宗教化的重大变革,为佛教音乐在中国的发展开辟了新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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