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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冬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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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初入中国,人们只是把它当作神灵崇拜,与神化的皇帝一起供养,真正深入了解佛教的人并不多。加上当时社会上翻译流通的佛经甚少,因而佛教在初传时期并未有太大影响。这种状况直到魏晋时开始得以改变,有了突破性的发展,具体表现在:佛经翻译的规模扩大;弘传佛法活动进一步兴盛,出现了一些比较大的佛教传播中心;大量营建佛寺,建造石像石窟等,这些活动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起很大作用,一时间,社会上崇佛之风大盛。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发展迅速,究其原因有以下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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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魏晋时期,社会动荡、战争连年加上疫疾流行,令人们备受苦难,生活的困苦使人们在精神上缺乏寄托,所有人都想尝试在痛苦的现实中寻求内心的安宁和寄托。在这样的社会现实面前,佛教成为安慰人们思想的一剂良药,人们祈求通过佛教解除今生痛苦,往生极乐世界,从天国、来世中寻求精神慰藉。佛教所主张的自我解脱、因果报应和超度求生等教义正好符合当时大众的需要。因此,为佛教在中国普及奠定了社会基础。

    (2)魏晋玄学的兴起,以其玄虚神秘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与佛教相互补充、相互吸纳。玄学被引入佛理,佛教玄学化和魏晋名士与名僧频繁交往,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交流的重要部分。玄学主张“清静无为”,佛教主张“安般守意”,名僧康僧会曾说:“安为清,般为静,守为无,意为名,是清静无为也。”二者同是让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清心寡欲摆脱物累。玄学家依附佛教经典钻研佛理,而佛学中的许多名词概念常借用玄学中的名称术语,从而使佛学与玄学相互交融,佛教在玄学的认同下得到迅速传播。因此,为佛教在中国的迅速发展奠定思想基础。

    (3)佛教宣传的思想,对统治阶级非常有利,因而统治阶级对佛教大力支持与倡导。例如佛教所主张的“佛教五戒”,即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和不饮酒,有助于统治阶级维护和巩固社会秩序。佛教徒也明白,佛教要想在中国扎根,必须取得世俗统治者的支持。名僧道安曾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举。”统治阶级的提侣与支持,为佛教的持续传播提供保障。因此,佛教获得了迅速发展的阶级基础。

    (4)随着佛教影响的扩大和外来僧人的频繁往来,佛经翻译数量大增。从西晋武帝泰始元年(公元265年)到东晋安帝义熙末年(公元419年)的150多年中,翻译的佛经达250余部,约1300卷,佛教各个不同法门①的相关经典,在这一时期几乎都有翻译在中国社会流传,并出现了竺法护、鸿摩罗什等一批优秀的译经大师。在这一时期不仅促进了佛教教义在中国的全面发展,同时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形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佛教经典。因此,佛教获得了在中国迅速发展的文化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