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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冬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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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汉初年,佛教传入中国。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佛经的翻译作为弘传佛法的一种重要途径,在佛教的初期传入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最初的佛经是用古印度梵语写成的,佛教要在中国传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把佛经翻译成汉文。因此,僧侣在传教的同时大量译注佛经。从东汉末年到唐朝中期,译经事业由初创到隆盛,历时八百年之久。佛经汉译是汉传佛教一切教化的基础,梁朝慧皎撰《高僧传》设“德业”十科为纲,立“译经”为首。译经的形成和发展,始终伴随着印度、中国两种文化的交融,随着两种不同文化的碰撞融合,最终形成具有中国文化的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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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经实质是把梵文、西域文佛经翻译成汉文,用移植的方法借鉴异域文明,采用品味、比较、选择、润色,寻找最佳的语言表述方式,是对西域智慧表述形式的汉文转换。在实施这项伟大的译业工程中,魏晋时期最早的一批译经者是西域来华僧人,以安世高、支娄迎徽等为代表。他们虽兼通胡汉语言,却不熟悉中原文化,译经时往往需要汉人参与。安世高译经“义理明晰,文字允正,辨而不华,质而不野。”支娄迎徽译经“贵尚实中,不存文饰。”当时的译文条理清楚、措辞恰当,但总的说来仍偏于直译。同时由于受时代的局限,安世高和支娄迎俄的佛经,对于许多佛教专有名词、术语的翻译,很多都是晦涩、欠通的,有些则明显地受了汉代鬼神方术观念影响,如把真如译为本无,灭谛译为尼谛,无我译为非十等等。虽说译文质朴,还是给当时初入佛教的人们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使佛教徒可以通过这些译经加深对佛教教义的理解。其后月支国的支谦译出《大般泥渲经》、《瑞应本起经》、《法句经》等29部,他反对前人译经过于质朴,使义理隐晦难以理解,主张文质调和、畅释经意,并努力把这种观点运用到实践中,开创一代新的译风。魏晋时期的译经主要还是民间自主行事,没有官方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译经的发展。

    东晋南北朝是译经的发展期。这一时期最有力的倡导者是中国的道安法师和慧远法师。道安法师深为前人译经“滞句失实”而忧虑,根据梵汉文法的不同特点以及“不易圣言”的原则,提出“五失本,三不易。”为我国古代翻译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奠定基础。除了译经,他还确立了佛教戒规,并首次提出中国僧人废除原有姓氏,以“释”为姓。他在整理已译出的经典编纂成佛经总录的基础上,总结前人翻译经验,为此后译经事业的良好发展做出极大贡献。道安法师为佛教付出的心血突出体现在提倡讲经、唱诵等法事中的礼仪准则,确立中国佛教仪轨。正是由于道安法师规范佛教礼仪,此后的佛教仪式音乐才能得到更好地发展。“东晋之初,能使佛教有独立之建设,艰苦卓绝,真能发挥佛陀之精神,而不全藉清谈之浮华者,实在弥天释道安法师。”继道安法师之后,他的弟子慧远法师同样是领导中国佛教蓬勃发展的大人物。他于庐山置般若台译经,成为我国翻译史上私立译场的第一人。他还积极调和当时儒佛之间的矛盾,力图将佛教同儒家的政治伦理和道家的出世哲学协调起来,提出“佛儒合明论”,使外来佛教逐渐在中国大地上立足,正因为如此,慧远的历史地位得到后人的一致肯定。与此同时,府也接手译经事务,还拨款用于译经事业的各项开支,不足的是翻译工作的机构仍不太完善。

    译经的鼎盛期开始于隋唐时期。佛经翻译和整理工作基本上都由国家主持,隋唐时期,译经事业逐渐扩充,成为一个国立的庞大分工合作性编译馆,称为“译场”。隋唐时期译场集中在长安和洛阳,佛寺为主要译场,但也有皇宫内的临时译场和皇家行宫作为译场。隋朝翻译家彦琼在上林经馆主持翻译,他一生共译22部经书。为了给译经者制订规范,他以多年实践经验论定了译经的模式,有“八备”之说,这八条包括理想信念、道德品格、气质个性、经学修养、文化素质、语言能力、文字水平、敬业精神等诸多方面。贞观年间,玄奖主持慈恩寺译场,取得巨大成就。他不仅译经数量多,而且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译经分工制度和工作程序。从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开始,共译出《大般若经》、《成唯识经》、《摄大乘经》等经论75部共计1335卷,且经义准确、文辞优美。玄奖大师通晓佛理,梵、汉皆精,他翻译时由梵本口授汉译,意思独断,出语成章,人随写文词亦斐然可观。其后的义净法师敬慕玄奖法师的事迹,从广州经海路到达印度,历时20余年,访问30余国,带回大量梵本,在洛阳佛受记寺翻译,并与实叉难陀合译了80卷本《华严经》,单独翻译了《金光明最胜王经》、《孔雀王经》等56部230卷。实叉难陀除译《华严经》外,还译成《入楞伽经》。唐代在译经的数量和质量两方面都超过前代,总计译出佛典372部,2159卷。至此,印度大乘佛教的要典基本上都已翻译出并流传于中国大地。
    佛教的佛典佛经在中国的传播确实与高僧的影响密不可分。
    除此以外,各朝统治者的崇佛敬佛也造就了当时佛教的兴盛。宋孝武帝刘俊建药王寺、新安寺;宋明帝刘或造湘宫寺;南齐竟陵王萧子良,为了表白对佛教的虔诚,手抄佛经71卷,“与文惠太子同好释氏,甚相友佛。子良敬信尤笃,数于邸园营斋戒,大集朝臣、众僧,至于赋食行水,或躬亲其事,世颇以为失宰相体。”。南朝梁武帝萧衍更甚,他曾四次出家舍身寺院,亲自登台讲经。据唐法琳《辨正论》记,南朝到梁时,共有寺院2846所,僧尼82700人,比东晋时更为繁盛。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早期主要依附于中国传统儒学、道家思想和魏晋玄学的力量,在中国传统信仰和意识形态面前,佛教表现出极强的适应能力,以一种积极改变自己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之中的心态和新的面貌立足于中国,开始了它在中国广阔大地上畅通的传播之路。
    以上这些都是佛教能够在短时期内迅速繁荣发展并成为当时信仰主流的前提和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