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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寺的佛事活动

2020-03-18 13:56:42 点击数:

    隋唐时期,佛教风靡整个社会,上起帝王将相,下至普通百姓都对佛教有着近乎狂热的信仰。根据《续高僧传》的记载,唐太宗贞观十九年(645年),玄奖从印度取经归来,到达京师西郊时,“道俗相趋,屯赴闻阔,数十万众,如值下生。将欲入都,人物宣拥,取进不前,遂停别馆。通夕禁卫,候备遮断,停驻道旁。从故城之西南至京师朱雀街之都亭骚二十余里,列众礼渴,动不得旋。……致使京都五日,四民废业,七众归承。”及至朱雀街展示经像、舍利等物的时候,又出现了“车徒千余乘驻弘福寺,上居安福门,俯临将送。京邑士女列于道旁”的热闹场面。宋代为佛教发展的转折时期,三教合流的局面逐渐形成,来自世俗及儒、道的影响,使得佛教发展更加多元化。在统治者的倡导和佛教徒的极力推崇下,佛教在宋代广为盛行,深入人心。佛教信徒涉及的社会阶层极为广泛,上自帝王将相,下至普通民众。文武百官亦不乏信仰佛学者,韩世忠“晚喜释老,自号清凉居士。”孟琪“亦通佛学,自号无庵居士。”而普通民众,崇佛信佛之风更为兴盛。如“丽水商人王七六,……常日奉事僧伽大圣甚谨,虽出行,亦以画像自随,旦暮香火瞻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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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宋时期开元寺作为定州地区的著名寺院,组织各种佛事活动,促进佛教的广泛传播。开元寺的僧侣、信众,他们作为主要的传播者,利用口头传播、文字传播、画像传播以及组织传播等形式,将佛教思想传至定州乃至周边地区,而其中的信众则为大众传播的最终实践者。本节主要研究开元寺的佛事活动及传播情况。
    第一,通过僧人主持讲经、修寺、造像、修建佛窟等活动,向信众宣传佛教教义与思想。僧人作为寺院的主要组成成员,要在佛教寺院的主持下举行一定的法事活动,并向普通大众宣传佛教。后唐僧人可止为研习佛法,周游各地,后适逢战乱“避乱中山,节度使王处直素钦名誉,请于开元寺安置,逐月供傣。止著顿渐教义钞一卷,见行于代。”这段记载中释可止到达中山(今河北省定县一带)后,得到义武节度使王处直的资助,被安置于开元寺。并于此地著《顿渐教义钞》一卷,并且有可能传授信徒,讲习佛经。
    后唐时期定州开元寺的僧人贞辩,在战乱之中前往并州学习佛法,后“泊王处直平乃归中山,讲训、补故伽蓝,无不谐愿。”③这里记载的王处直就是义武军节度使,定州实际的统治者。他后来被其养子王都所杀,王都继承了义武军节度使。后唐天成四年(929年)王都战败自杀,定州归顺于后唐。战乱平息后,贞辩离开并州返回故乡。此后,他便一直在定州开元寺宣讲经论、训戒僧侣。“补故伽蓝”即组织信众修缮佛塔寺院,广修功德。并著有《上生经钞》,致力于宣讲佛法,卒于开元寺。
    第二,信众结成佛社,集中人力、物力帮助寺院举办各种佛事活动。定州地区佛教发展十分兴盛,民众的佛教信仰活动非常普遍。为了组织大型的佛事活动,佛教徒会以一族或一村为单位,结成社邑组织,由社内成员举办各项活动,这种社邑组织就是佛社。一般情况下是由信仰佛教的民众自愿组织的,但有时僧侣也会参加并作适当指导,所以如果社人和社邑的活动有不符合佛教信仰的地方,他们必然会自觉的进行劝化,使之符合佛教发展的形式。社人主要集资帮助寺院修塔、兴寺、造像、建窟、刻经等,并负责提供寺院举行社斋大会所需的人力、物力。北宋咸平四年(1001年),为了供奉开元寺僧人从天竺取回的佛经、舍利而建造佛塔,名为“开元寺塔”。定州开元寺建塔这一事实在定州各阶层及周围县市具有深远影响。塔内二层碑刻:“定州开元寺僧俗修塔,邑众都维部李德泽等记”。这通碑刻主要记载了开元寺僧人和普通民众共同修缮佛塔的功德,都维部原为寺院中的纲领职事,掌理众僧的进退威仪,而在这里为社邑组织的首领。碑刻中记载了参加社邑的各邑人的姓名,如“邑人刘演、邑人王用、邑人刘闰、邑人前司理判官李梦周、邑人李守琪、邑人贾继柞、邑人刘宗”等。从中可以看出参加邑的人员,既有普通民众,又有官员。二层的另一通碑刻则记录了僧人中的修塔功德主,“开元寺上生院演法大师则人、修塔功德主僧道间”。五层碑刻中也有僧俗共同修塔的记载:“定州开元寺演法大师门人、行者于保州纯化千人邑同修圣塔”。民众为修佛塔组织千人邑,开元寺的僧侣亦参与其中。
    第三,佛教徒进行布施、捐纳活动。除了修缮佛塔外,佛教信仰者还会进行捐施,以修功德。塔内二层碑刻:“安肃军右都押衙特授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兼监察御史武骑尉牛琪,所施马一正计,七十贯文”。三层宋碑证:“唐县赵母乡诚谏村刘希遵,早为值仕马打虏者。母在蕃中一十八年,寻发重愿去取慈母,……取得慈母回来,有愿烧砖一万口于舍利塔上结缘。己毕今又札到邑众一千人,每人逐年各施钱一佰二十足陌”。四层碑刻:“定州武卫第一指挥第五都龙承局宋进特启:口心专酬,恳意报慈亲之鞠育,答哺乳之动劳,自舍力般砖三万口上塔”。从中可以看出上至文官武将下至普通百姓对佛教的热衷。造像的理由大致相同,一为自身或者是家人的健康而祈求造像的,一为妻子有孕而造像以祈求母子平安的,一为祈求将士出征平安归来而造像的,也有为了祈求来世的幸福、国运的昌盛和亡故的亲人造像的。如开元寺塔内三层的碑刻所记定州信利坊的邑长张赞,带领三十七名邑众,齐心修建了大悲菩萨一皇,置于开元寺舍利塔上。其目的为“三事数伏愿:皇帝万岁,郡主千秋,风调雨顺,国泰人安”。
    除了这些佛事活动外,当时人们也会进行抄经、念经的佛教活动。主要有以下几种目的:为了全体生灵发愿求福;为了医治自己或者是家人的疾病而写经造福;为了家人团聚或者是祈祷家人早日还乡而写经造福;女子为求来生转为男身而写经;为亲人写经求福。如开元寺塔内二层碑刻:“新祁州纯化乡千人邑维部头念《法华经》”。
    总之,开元寺的大多数佛事活动都比较贴近信众所面对的现实生活,蕴含了明显的功利和世俗的动机。这源于信众对佛教崇信的动力,即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及美好未来的憧憬。因此开元寺的佛事活动能吸引信众的参与,起到传播的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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