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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问僧个人的努力搜求

2020-03-18 13:20:01 点击数:

      1、购买

    遣唐留学生、学问僧在留学期间本国政府会提供经费资助其完成学业,他们常常将节省下来的费用购买书籍和佛典。《旧唐书·东夷传》真实再现了当时这种情形:日本国留学僧俗“所得锡资,尽市文籍,泛海而还。"[8]5341日僧圆仁于开成三年(838)人唐,在扬州、五台山、长安等地游学近十年,学习天台宗、密宗教旨,圆仁不仅从唐带回天台宗、密宗教典585部,794卷,而且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在唐留学的经历,撰写《人唐求法巡礼行记》一书。他在唐开成三年(838 )十一月二日的日记中写道:“买《维摩关中疏》四卷,价450文。

    学成后回国传教的学问僧,如果发现仍有佛教经籍为本国所缺,还会托人资金人唐,求购所阀经典。例如:留学僧圆珍于大中七年(853)人唐,分别在福州、台州、越州等地寻访高僧,求法问教。大中九年(855 )圆珍又赴长安,先后师从青龙寺法全,大兴善寺智慧轮学习密宗教义。大中十二年(858年)圆珍归国时,携带经典441部,1000卷。在他回国传法期间,发现很多密教经典仍为本国所阀,于是委托唐人李达资金及书信给长安大兴善寺的老师智慧轮,求购阀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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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求书

    求法僧留学期间,单凭本国政府提供的经费,生活难免陷人窘困,为了完成学业,他们常常以僧侣的身份请求中土信众提供食宿,布施衣服、书籍、用具等。弘法大师空海于贞元二十年(804)随遣唐使人唐,师从长安青龙寺惠果学习金刚界、胎藏界密法。空海回国时,途经越州,曾向越州节度使求书,作《与越州节度使求内外经书启》:“思欲决大方之教诲,灌东垂之亢旱。”空海求书种类极广,“三教之中,经律论疏传记,乃至诗赋碑铭卜医,五明所摄之教,可以发蒙济物者。”恳请越州节度使赐书。空海回国后上呈天皇的《御请来目录》,仅仅记录了他携带回国的佛典(不包括外典),已达216部,461卷,想必越州节度使慨然满足了空海的请求。圆珍求法期间也于温州横阳县张德真宅求得《大宝积经》一卷、《金刚经论颂》一卷、《四分律》一卷、《比丘尼揭磨》一卷、《揭磨经》一卷1093下。类似的事例很多,举不胜举。

    3、抄写
    抄写是求法僧在留学期间获取佛教典籍的主要方式,他们通常会和弟子将所学的教义抄写下来或是雇佣书手抄写,以便回国传法。日本传教大师最澄在德宗时随遣唐使人唐,贞元二十年(804)最澄人天台山问法,师从道邃、行满学习天台宗教义,贞元二十一年(805)又从顺晓学习密宗仪轨,并于同年回国,最澄携归佛教经论疏记230部,460卷《宋高僧传》对最澄有这样的记述:“贞元二十一年(805 ) ,日本国沙门最澄者,亦东夷卉服中刚决明敏僧也。泛溟津,达江东,慕天台之法门,求领师之禅决。属邃讲训,委曲指教,澄得旨矣。乃尽缮写一行教法东归。
    留学僧抄写佛典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自抄,首先将寺院的藏经借出,然后独自抄写或和弟子共同抄写。例如:圆珍在长安青龙寺问法于法全和尚,“和尚便人灌顶道场,开厨取本,过与圆珍。”圆珍“将瑜伽本出寺,归到春明门外高家店写。圆仁在扬州期间,曾拜渴篙山院高僧全雅,借其藏经《金刚界诸尊仪轨》等数十卷抄写。
    留学僧携带归国的佛典通常多达上百卷乃至上千卷,因此,雇佣书手抄写是他们获取佛典的主要方式。圆仁的《人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日本真言宗请益僧圆行雇佣书手缮写密教典籍的情形。“真言请益圆行法师人青龙寺,但得廿日雇廿书手,写文书。
    4、获赠
    佛、法、僧三宝是佛教信徒崇拜、供养的对象,求法僧在唐学习期间,会得到中土信徒的无私资助,包括衣服、饮食、用具等。佛教宣称,法施在所有布施中功德最为殊胜,因此,日僧在唐留学期间可以获得包括释门高僧、官僚士大夫、普通百姓在内社会各个阶层赠送的佛教经典。例如:空海在青龙寺求法期间,惠果大师传唤供奉丹青李真等十余人,图绘胎藏界、金刚界等大曼陀罗等一十一铺,全集二十余经生,书写金刚顶等最上乘密藏经,一百余部金刚乘法等,赠送空海回国传法。
    最澄于贞元二十年(804)人天台山求法时,台州刺史陆淳召集书手,抄写天台教典赠予最澄。此外,天台山佛陇寺僧行满也赠送最澄八十二卷天台教典。圆仁在长安玄法寺学法时,座主法全以施《胎藏大轨仪》三卷,《别尊法》三卷相赠。圆珍求法期间,分别获得台州黄岩县安宁寺僧清零赠送的《南山四分揭磨》二卷,《摩诃止观》八卷(阀第四、第八)、《辅京口记》一卷(上);台州开元寺僧知建赠送的《因明论疏》三卷、《因明疏揉抄》三卷;还有越州开元寺座主良谓赠送的《法华玄义》一部,《妙乐》各一本,共二十六卷佛教典籍[I2]175c
    唐代汉文佛教典籍向日本的流传,虽然中日两国僧俗各界都有广泛参与,但以人唐求法僧的传递为主,他们分别以购买、抄写、请求、受赠等方式获得佛教典籍并使之流传日本国内。首先,他们对佛典的引进并非漫无目的。来华之前,留学僧对本国佛教发展状况已有深人了解,或是需要中土高僧答疑解惑,或是携带本国本寺所阀佛典目录,在唐深造数年之后,随着对佛法的理解逐渐加深,留学僧就会根据本国或本寺的需要,努力搜求阀经。例如圆珍人唐时,依据本寺目录阀本,于天台山国清寺并福州开元寺请本抄得。常晓应三论宗学头师、律宗学头法师等的请求,从唐朝抄来他们需要的三论宗、律宗经典。求法僧能够将唐朝佛教发展的最新成就及时介绍到日本国内,空海带回的新译经142部、240卷中,有118部、150卷是不空大师的新译本,还有很多为唐朝官方目录《贞元释教录》缺载的经典也被空海携带回国。这些僧人传人的经典,被分配到各个寺院,组织起大规模的写经活动,为研究佛教打下了基础。
    大量佛典源源不断地流人日本,首先是满足了日本国内日益增多的佛教僧尼研习、读诵的需要。从而为日本佛教的持续性发展奠定了基础。其次是在每次传人日本的佛典中,往往都包括了最新的译、撰经典章疏。其结果是及时地传递了中国佛教发展的最新信息,使日本佛教与中国佛教在发展的道路上能够保持着相对的衔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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