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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时期的佛教信仰状况与分析

2020-03-17 12:37:07 点击数:

    晚明的佛教信仰状况与明代初、中期相比,从广度与深度上都有质的变化。明末文人谢肇制曾说:“今之释教,殆遍天下,琳宇梵宫,盛于簧舍,哮诵咒吹,嚣于弦歌,上自王公贵人,下至妇人女子,每读禅拜佛,无不洒然色喜矣。可见社会整体上佛教信仰气氛之浓。另外,晚明时期,佛学已经完成了对理学的大规模侵入与改造,晚明时期的儒学,已经是骨子里的佛学。

    有人将明末的佛教信仰的风起云涌之势,称为晚明佛教复兴运动。从僧侣佛教方面来看,特出的表现是明末“四大高僧”的出现。他们是,云栖袜宏〔1535-1615年)、紫柏真可〔1543 -1603年)、憨山德清〔1546-1623年)、藕益智旭〔1599-1655年)。从面上来看,可以说明末的高僧大德、领袖人物层出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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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圣严法师《明末佛教研究》中我们知道,自1500年至1702年的202年间,禅宗方面就列出了117位高僧大德,其中临济宗60人,曹洞宗42人,法嗣未详的尊宿15人。自1595年至1662年的68年里,禅人与非禅人编写的禅籍有60种386卷之多,禅人非禅籍以外的著述有65种269卷之多。由此可见“明末禅宗的隆盛。关于明末的净土宗,主要依据《往生净土集》、《居士传》、《净土圣贤录》、《西舫汇征》以及《新续高僧传四集》这5种资料,就统计到明代的净土教人物共达132位之多,明末的净土教著作有24种71卷。即便是一向较为冷门之唯识学,竟也有30共68卷的著作。通过以上列出的这些数字,可以看出晚明僧侣佛教信仰的兴盛。
    明末佛教信仰的勃兴,不仅表现于僧侣佛教,在家的居士佛教信仰,也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当时与僧人交往,谈学论道,礼佛参禅,成为士大夫阶层的一种潮流。陈垣先生曾说过,“万历之后,禅风寝盛,士夫无不谈禅,僧亦无不与士夫结纳。当时的士人王元翰也曾说,“京师学道人如林”,不仅有大量的佛门僧侣,还有相当多的官僚士绅。他们“声气相求,函盖相合”,且显现出一派火热的佛教信仰气象。就连晚明四大师之一的藕益智旭也感叹道:“继阳明起,诸大儒无不醉心佛乘。’这些都可反映出晚明士林对佛教信仰的热衷。我们从清朝人彭际清编著的《居士传》,也可以看到这一点。《居士传》收录了中国历史上历朝的学佛居士,共计56卷。自37至53卷,是明代居士的传记,所占份量在历代中是最重的。其中属于晚明居士的就有100零几人。
    明末佛教界的4位大师,是弘扬佛法,带动居士佛教信仰潮流的4个枢纽。其中云栖袜宏的影响尤为深广与典型。他的《云栖法汇》中,初步统计云栖袜宏与文人士夫有书信往来者至少有100位,而其中绝大部份领有袜宏授给的法号,他们往往以俗家弟子的身份师事袜宏。而且袜宏所交接者,不乏当时学界政界要员名流。与他同时的另一位高僧憨山德清曾对当时的盛况这样描绘:“师〔袜宏)道风日播,海内贤豪,无论朝野,靡不归心感化。’他还列举了当时投入袜宏门下的许多名公巨卿,这儿就不一一列举了。袜宏的弟子广润也说当时投师袜宏学佛者:“天下名公巨卿,长者居士,泊诸善信,无论百千万人。’再以四大师中的憨山德清与紫柏真可为例略作说明。据《憨山老人梦游集》中《书问》中的资料粗略统计,与憨山德清有书信往还的达官贵人以及一般士大夫,其数量有110人左右。其中上自皇太后、亲王、相国、太宰、中承、侍御等,下至各极地方官吏及普通士人,其佛法影响的范围相当广泛。元四大师的另一位,紫柏真可的全集中有书信往还的士夫居士也有40开外。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紫柏真可的倡导,得到一批士人居士的佐助,终于刻成了一部方册大藏经。可以说,方册大藏经最终能够刻成,是晚明僧侣佛教与居士佛教鼎力合作的结果。仅仅刻制一项就花了3万多两黄金。,一在当时的形势下,如果没有士大夫居士佛教信仰支持,是不可能做成这件事的。总之,明代末期的佛教信仰,无论是僧侣佛教,还是居士佛教,都十分繁荣。
    晚明社会,集权松驰,党派纷争,社会动荡,人心散乱。对佛教信仰来说,明初以来的宗教控制机制几乎完全失灵。原先被限制的宗教组织功能,也发挥出来。再加上纷纷涌现出的佛教领袖人物,以他们为中心形成了无数的佛教组织。比如说晚明的4高僧,以他们为核心,其实形成了4张联系僧俗的、庞大的佛教信仰之网。这张网不仅包括朝廷一品大员,甚至连皇后也囊括进来了。再比如,晚明的文人结社,很多与佛教信仰有关系,例如以公安人袁氏三兄弟为骨干的葡萄社,就是一个以佛教信仰为主要动机,形成的官僚士人的结社。在这儿,我们看到,一旦国家全能主义的功能无法正常作用,政治制能力有所松驰,社会所需要的正统信仰资源突然发生欠缺时,非正统非主导的宗教信仰就会乘虚而入,在制度性宗教的社会控制功能失灵的状况下,他们以前被取消以及被压抑的社会控制功能,这个时候反而才能尽情发挥出来。
    在晚明这样一个天崩地解、急剧变动的时代,原先的宗教控制形式,即“主导与辅助”以及三教调和的形式,往往会转化为“正统”与“异端”的二元对立,造成社会的冲突与动荡。此时,宗教问题就会成为社会或政治的稳定问题所紧密联系的对象。这就难怪晚明历史上出了那么多的异端人物,以及异端事件,一切似乎表明大乱将至,一个崭新的拨乱反正的历史轮回即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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