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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寺内走向寺外:民国时期云南的居士佛教团体

2020-03-17 12:19:21 点击数:

    近代是居士佛教大昌盛的时代。民国以来,社会风气大开,佛教弘化事业渐由山林走人社会,由寺僧佛教逐渐转移于社会各阶层。于是社会上各种以讲经会为主要形式的弘法团体相继成立,吸收社会青年及居士参加佛教活动,建立并拓展佛教新的社会基础。。居士是推动近代佛教复兴运动的中坚力量,云南也不例外,上述云南四众佛教总会即是由居士推动建立起来。

    云南的居士除积极参与云南四众佛教总会的建立外,还联合当地僧伽建立了其他一些佛教团体。1923年,陈荣昌居士配合释莲洲在圆通寺创办“螺峰莲社”。1929年,陈古逸、张学智居士联合戒尘法师、平光法师组建了“佛会净业社”。同期,云南僧俗两界还共同组织了“佛教演说团”,“随军营工厂病院监狱社会等地逐次推广’。1930年8月,居士又联合寺院僧侣创办了“滇东佛学社”,提倡僧俗两界共同“共同研究佛学”。“滇东佛学社”首倡讲经,在第一年的计划中,推举学社下属行持部主任善忠和尚主讲《金刚经》,弘法部主任邵永先生主讲《维摩洁经》,常务委员戴虚先生主讲《大乘起信论》,后又请人主讲《法宝坛经》,“每人轮次主讲一天,男女听众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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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时期的居士团体,以上海居多。早在1919年,上海的居士就共同发起成立上海佛教居士林,成为全国居士团体之首创。1922年,上海佛教居士林一分为二,其中之一改名为“世界佛教居士林”。在世界佛教居士林的影响下,当时全国各地佛教徒也陆续成立了居士林。函云南也不例外,除同僧伽联合创办佛教团体外,云南的居士也积极组织以自身为主的佛教团体,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云南佛教居士林”。

    云南佛教居士林由陈荣昌、陈古逸等25名居士发起成立,租用昆明市南城外石桥铺“和靖安织工厂”为会址。云南佛教居士林于1931年佛诞日开成立大会,“首重三归五戒,分究诸乘各宗’。云南佛教居士林聘请来滇的天台宗宝静法师为永久导师,戒尘法师、纯诚和尚、平光和尚、普圆和尚、安定和尚、修圆和尚、月沧法师等为名誉指导。

    云南佛教居士林以“阐扬佛法、救世利生”为宗旨,内设监察部、总务部、研究部、弘化部、利济部等,每部设正主任一人,副主任二人,理事若干人,由林友推选就任。监察部负责监督各部款项之出入,“并建议林务进行”等。总务部又分会计股、庶务股、文犊股、交际股,负责居士林的日常事务。弘化部则分流通股、编辑股、教育股、宣传股,负责佛法具体弘化。利济部则分蔬食股、医药股、贩济股、放生股,负责具体的慈善服务工作。

    在阐扬佛法方面,云南佛教居士林多以讲经为主。在众多的讲经活动中,尤以邀请宝静法师开讲《阿弥陀经》最为隆盛。宝静法师为当时江浙高僧,“修净业、宗天台,福德智慧,海内敬仰’。1931年,宝静应滇僧之邀于碧鸡山云栖寺说《楞严》,后于佛教会说《法华》,听者甚众。为此,云南省佛教居士林再邀宝静法师,“爱就本林佛堂,发起讲经盛会”。此次讲经于当年12月15日起,每日下午一时至三时开讲《阿弥陀经要解》。讲经期间,来居士林听讲者,“动集千百,薰习开悟、阪依受戒者尤多’,⑩。讲经后,云南佛教居士林礼请宝静法师为“永久导师”,以求“绳想纠谬,幸勿必乎德音;依教奉行,庶有光于佛化’。

    在救世利生方面,云南佛教居士林则成立了“助生极乐团”,实施临终关怀。“助生极乐团”附设于云南佛教居士林内,由“林内林友填具志愿书,人团组织之”。“助生极乐团”设正副主任各一人,理事若干人,办理团内一切事务。根据《云南佛教居士林助生极乐团章程草案》,人团团友应“厉行家庭佛化,劝导全家同修净业”。接到求助后,由主任或理事安排助念事宜,并对“病室陈设”“助念法式”“助念声音”做出规定。“助生极乐团”是基于对“佛力、法力、众生心力”的“不可思议”,希望通过“临终助念”,使亡人“得生西方”,为自己增“善根福德”。

    总之,近代居士佛教团体数量众多,这些以会、社、精舍、居士林等命名的团体,遍及全国各地。广大居士面对僧侣佛教衰落以及世俗社会对佛教的毁损,积极倡导并投人到佛教革新的实践之中,为近代佛学的复兴和近现代佛教的恢复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不过,通过上述云南居士佛教团体所开展的活动可以看到,其所注重的多在研究、讲经、念佛,真正贴近社会民众的慈善事业还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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