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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制革新与寺产保护:从云南佛教会到云南四众佛教总会

2020-03-17 12:09:17 点击数:

    清末以来,由庙产兴学而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使佛教面临严峻的生存危机。民国以降,全国佛教界酝酿推动教制革新、组建佛教团体,其初衷即是为了保护寺产。1912年4月,在云南弘法利生的禅宗泰斗虚云应邀至上海,与谛闲、静波、圆瑛等人商妥拟在静安寺设立中华佛教总会,并推寄禅敬安为会长。中华佛教总会为民国时期第一个全国性佛教组织,得到当时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关于中华佛教总会的正式批复,鼓励其进行宗教改革,破除“专事诵经礼忏”陋习,专注教育公益事业。

    中华佛教总会成立不久,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临时政府北迁,各地攘夺寺产、毁佛灭像的情况依然十分严重。为此,虚云与寄禅一同前往北京拜见袁世凯,希望得到北京政府认可。寄禅曾前往内务部礼俗司要求政府下令禁止各地侵夺寺产,“语多抵触,未果身死”。后经熊希龄等人说请,袁世凯乃命国务院转伤内务部核准中华佛教总会章程施行。1913年5月,中华佛教总会依会章在上海静安寺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参加此次大会的虚云,领“滇黔两省分会公文,及滇藏支会公文’,负责筹办西南佛教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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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云回云南后,请了尘法师负责在贵州设佛教分会,自己则专门负责筹备云南佛教分会。不久,云南佛教会在文昌宫(永历帝庙)开成立大会,虚云任会长,尘空、莲洲任副会长。云南佛教会成立之始,其事务中心即在“处理寺产及新办事业”。在与官厅接触的过程中,时任云南民政厅长罗容轩,“动多阻碍”,佛教会各项事业,“扦格难行”。虽有当时的云南都督蔡鄂从中调解,但很多事情仍不得“圆满”。为此,云南佛教会决议让虚云赴北京请愿,在当时熊希龄内阁政府调解下,罗容轩调北京人职,又派任可澄为巡按使,“任对佛教事务,尽力维持”。
    1914年,虚云不胜佛教会的诸多杂事,乃将会务托付于他人。随着虚云的离任,云南佛教会亦从文昌宫迁至北门慧林庵,活动渐疏。而当时的中华佛教总会更因继任会长清海法师擅自改名为“中华佛教会”,于1915年遭袁世凯政府解散,致使在随后十几年时间内无全国性佛教组织。在此种大背景下,云南佛教事业发展主要靠当地政要的扶持及虚云的个人努力。民初受虚云教化饭依佛门的新军首脑李根源,为虚云会晤蔡愕、施医布教等周旋赞助。继任云南督军兼省长的唐继尧也热衷佛教,曾请创办支那内学院。为振兴颓废的昆明华亭寺,1920年几次出面礼邀虚云出任寺主,并于寺中举办法会,超度阵亡将士。唐继尧为该寺不惜出钱出力,使其在民国中后期成为全省最大的一座禅宗十方丛林。
    20世纪20年代后,云南佛教界日趋腐败,“愈趋愈下,日甚一口”。当时佛教界的这种破败之势,“虽不独吾滇一隅为然,而吾滇较之为尤最;.。因此,云南佛教界巫需更新组织,以革新佛教事业。1927年6月,曾任民国云南财政司司长,后任北京政府教育总长的滇籍佛教居士王竹村(字九龄)邀请上海的常惺法师来滇振兴云南佛教,为大众及各学校“请渠讲经”。随着“欢喜接受者日益加多”,在僧俗两界的共同努力下,云南佛教界进行重组,于同年9月19日在省议会大会场成立云南四众佛教总会,早前的云南佛教会随之并入该会。王竹村当选为佛教会会长,并宣称在就任佛教会会长后,将“卸去一切政闻世务,以期惠心致志弘护斯法’。
    云南四众佛教总会在成立宣言中称,将“抚念时艰”,致力于实现“人世之净土,化热闹为清凉”。在呈请政府立案文中,发起者谈及办会初衷主要是“欲求一片干净土作弘扬佛法之道场,遍觅寰中,渺焉难得”,只有云南“远僻西南,近接五印”,而且佛教历史久,“在昔已为佛教之齐鲁”,“故发大愿,设云南四众佛教总会”,希望政府“敬请钧核,准予立案;并请分伤戒严宪兵两司令部及市政公所,随时保护”。常惺法师在成立演说词中也讲到,组建四众佛教总会的目的是为将云南建成佛教弘化的基地,“云集四众,分工合作,将来由一省而全国,乃至全世界’。
    为革除原有流弊,重整佛教形象,云南四众佛教总会,“设会务利济两院,实尽救世之精神;设弘化行持两院,分研各宗之奥义’。在弘化佛教方面,云南四众佛教总会认为应区分“主持的佛法与应化的佛法两种”,主持方面须严讲修持,“拟结合印藏泰缅各地佛法一炉而治之,显密双宏,稗复盛唐之旧观”;在应化方面,则定期举办佛学讲座,开办慈善事业,“惮社会各种事业皆受佛法之熏陶”。在社会服务方面,云南四众佛教总会则组织救护队,拣选僧众,聘请专门医药教师,开赴战区实行救护。
    无庸置疑,云南四众佛教总会实现了对当时云南佛教组织的革新与整合。据1928年调查统计,当时全国共有佛教机构571处。云南省仅有1处,即云南四众佛教总会,正式会员一千余人。在中断十几年后,全国性的佛教组织“中国佛教会”也于193。年在上海宣告成立。云南四众佛教总会遂改称为“云南省佛教会”,成为分会之一。面临当时又兴起的庙产兴学提议,及各地侵占寺产现象,云南省佛教会作为在政府备案的合法社会团体,屡屡发言行事,进行护教事宜,“希望云南省政府令各县切实保护寺宇,严禁侵占,以维宗教而尊法令’。针对当时的庙产兴学论,云南省佛教会也多次发声指其违反宗教自由,庙产应受法律保护。而针对社会对“僧人坐食消费”的指责,云南省佛教会利陈事实予以澄清,“云南方面已经属会督率各寺主持集合财力开办学校、工厂、医院、园林、农圃,将次第观成,即各省亦各有办法。更经佛教会统筹指导新僧之建立’,云南省佛教会已然成为全省佛教界的领袖,在九·一八国难后,其即响应中国佛教会号召,“伤各县会各丛林寺庙”,“发心祈祷以期国事安宁’。云南省佛教会又是“滇垣最高之佛法机关”,“整理僧伽,维护佛门,不遗余力’,叭并呈请云南省政府核准立案各项佛教议会决案,如“保护寺庙产业”“维持寺庙森林”“尊重寺庙殿宇及佛像”“整肃僧伽仪容及行为’等。
    概而言之,寺产问题是民国前后30年来困扰佛教的最大难题。云南佛教团体在这一时期的筹建与努力体现了当时整个佛教界希望通过教制革新,即改革旧的佛教丛林制度,建立新式佛法僧团,来开办现代化的弘法利生事业,进而增加社会认同,以达保护寺产、复兴佛教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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